张强 文 段涛 手绘
一年有四时，春夏秋冬，一个轮回；人生也有四时，少年、青年、中年、老年，一个大轮回。一个人的一生，就是拥抱和迎接他的初心与出发，历经千山万水，睁开眼阅众人，最终历经回归和应验。俱往矣，人到中年，却要将最初的“人与事”找回来，圆一个“小小少年很少烦恼，眼望四周阳光照”的梦想。
准确地说，我要讲述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人与事”，或者时光流逝中与那年那月关联和延伸的细节。那十年，正好是我小学初中高中的十年——人生中记忆最清晰且最铭刻的年段。
准确地说，我所讲述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时光中，一条不到两公里街上的“人与事”。还达不到人海茫茫的景象和场面，小街上的事情也不是全部知晓，但街上的那些“外来人”，长相和口音，能记个八九不离十。那就把他们“找回来”吧——
伴随着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小小古镇三营迎来了一大批“五湖四海支宁人”。他们中有的是教师，有的是医生护士，还有卫校、电厂、地质水文队、林业站等单位操着各地口音的职员和家属子女。“五湖四海”之融汇，构成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营镇独有的人居特色。
南头子，三营发电厂高耸的烟囱，是镇上最高的建筑标志，也是我们少年时代认知和仰望的“最高度”，能够攀爬上去是我们的奢望。后来电厂停产，烟囱等成为废弃的遗址。
三营电厂有一群从天津、山东调来的技工师傅，参与完成建厂、点火、发电、送电的所有环节，让三营成了一个“带电”的地方，令街上人们也都有“来电”的自豪感。技工团队中，有一位姓丑的师傅，是我们班同学丑谊他爸，镇子上的人们都叫他“丑师”。丑师的手风琴拉出了名，大人娃娃都爱看他拉到兴致处的“甩头发”。感觉到丑师和他拉出的琴声，就是小镇的“形象代言人”和“背景音乐”。除丑谊外，我们班唐宁生、闫世宏、赵卫军、毛海发、葛宝菊等也来自三营电厂。
与三营电厂毗邻的是固原地区卫生学校，没有考证过这所学校为啥建到三营了。我们班路晋军、王勇、张亚莉、张亚萍，就是卫校的子弟，多年以后我才知道，他们的父亲都是卫校的班子成员、教学骨干，从山西、河北等地来到宁夏固原，工作生活在三营。
中街，聚集着三营贸易公司、派出所、法庭、理发馆、供销社、木器厂等。三营贸易公司被俗称为“贸司”，临街有个较大的商场，一头卖布匹、日用品、作业本、圆规等，另一头卖醋、调料、笤帚等。我用存下的零钱，从这个商场买过一回伊拉克蜜枣，那甜的滋味一辈子都在我的口齿上。中街上这些店铺、柜台的“掌柜子”，几乎都是我同学的家长，且籍贯都是“外地人”。袁大兴他妈在柜台上倒醋，总是慈眉善目、不紧不慢的样子；高慧珍他爸在食堂里掌大勺，厨技远近闻名；樊学林他爸经营理发馆，理发馆成了人们“扯磨”“散心”的宝地。能在这里理一回发，是高级体验。我家与樊学林家是邻居，因此，我的小脑袋被他爸理过好几回呢；逯芳明他爸打的家具，质量杠杠的。高师、樊师、逯师，镇子上大人娃娃，口中都是这样的尊称表达。以至于我小时候奢想，长大了也能拥有同样的称谓待遇，被人叫张师。我同学刘晓东、王晓萍，二人的家就在中街上。他们两家共同出入的院门，门楼高大、门扇漆黑，常常是紧闭或半闭着的，每次路过我总有跨入探个究竟的想法，可是最终也没有机会跨进去。
中街上的三营医院，承担街上和周边十多万人的诊治救护。医院的骨干医师、护士，都是从北京、天津、银川等地来的。医院的门诊区、住院部、生活区，分布在街道东西两边，常见年轻的“白衣天使”穿街而过，翩翩起舞，如梦如幻。路过那段街区，总能闻见“来苏水”的味道。
中街通向三营中学的路口，是露天电影院，隔三岔五会放一场电影。越南的《阿福》、阿尔巴尼亚的《第八个是铜像》、朝鲜的《摘苹果的时候》《袭击》《卖花姑娘》等，都会重复放映几遍。看《卖花姑娘》时，夜幕下站立着的观众，人人都随着剧情发展，从抹泪、抽泣到失声恸哭。
从中街爬行一个高坡，走上西梁，是“河南村”，顾名思义，这里居住的人家，都是从河南三门峡、偃师一带迁徙而来，他们眼界宽广、头脑灵活、尊师重教，我同学中有好几个“河南村”的后代，应届高考就考中了，而我以“落榜生”，考了几次才考上。1986年春天，我在宁夏日报社实习，专门赶到“河南村”采访，发表了通讯《三营镇上“河南村”》。
从西梁再往深里走，是三营林业站。站上的员工，几乎都操的外地口音。打问他们的籍贯，多数是新疆、四川、山东、河南的，也就是来自有名的“林建三司”队伍。我们班陈新奋、吴玉兰、任雪红就是林业站的子弟。
中街偏北，有个地质水文队，员工及家属子女说的几乎都是“东北普通话”。去往须弥山石窟，须经过三营地质队大门口，常能看见不一样口音、不一样穿戴的“东北人”，我们班吴雪梅、黄爱萍、来小泉都讲一口“东北话”。
中街上的文化站所聚集和散发的“光亮”，映照着方圆十几里的人们。一位叫田风岐的站长，他所管理的这个文化站，是我和陈新平等同学的“大英图书馆”，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在那儿泡一两个小时。陈新平在《宁夏日报》六盘山副刊上发表了处女作，题目是《一只小蜜蜂》，见报后迅速成了三营中学的“热门新闻”。每天下午一个小时，我总是看见文化站里报刊架前，伫立着一个痴迷阅读的形象，他就是陈新平。有一次，陈新平读完离开，我从座位上站起，走过去，查看了他长久站过的报刊架下，看地面上有没有卡尔·马克思在大英图书馆站出的那样的“脚窝”。
文化站门口有一个阅报栏，我五六岁还不识字时，我父亲就带着我驻足浏览，成为习惯。我父亲反剪着双手、俯身阅读的样子，我一直牢记。我站在他身旁，只认得“宁夏日报”四个毛体字。1983年10月，我考上宁夏大学上第一堂写作课，杨培明老师布置作文《你为什么报考新闻专业》，我就把这个“阅报栏下”的情景描述一番，杨老师夸我写得好。我在宁夏日报当记者编辑满三十年了，追寻难忘的“初心”，这“初心”应该就在三营文化站的“阅报栏下”。
我十四岁跟父亲赶集逛街，要了一块钱，舍不得买好吃头，花八毛七分在三营新华书店买了一本《天安门诗抄》，爱不释手，一首一首看了几十遍。这本书现在还在我的书柜里保存着。
人生若只如初见
从上小学起，到中学再到大学，我对那些来自“五湖四海”的外地籍老师和外地籍同学格外接纳并亲近。这并不代表我的内心对本地的同学和老师有挑剔，但“五湖四海”的“人与事”，确实给我们这些“土生土长”者以融合以引领以推动。
回想起来，我所怀念的老师和同学，大多是操着外地口音，甚至精神气质和表情长相都跟我们不一样的。
上小学三年级时，学校来了一位上海籍的算术老师，尊名郭纪达，当地百姓叫他“上海阿拉”。郭老师对我们的学习习惯和行为养成要求非常严厉，他一把戒尺打在我手掌的疼痛，至今还印在心间，1994年教师节，我将这个细节写成《怀念一种疼痛》，发表在《宁夏日报》上。文章不长，转录如下：
《怀念一种疼痛》
我把胳膊伸直，摊开手掌，寻找一种痕迹。
我的老师郭纪达，打人狠得要命，二十年前我上小学，愁不过的课是算数，父亲“走后门”求到郭老师，没想到给儿子讨来了“灾难”——我独自去吃“偏饭”，先挨三十板，一把戒尺直把我的小手打了个肿。我回家去，母亲陪着我掉眼泪，父亲看着我叹息，我的算数成绩却从此赶了上去。
这位郭老师，系1956年上海支边青年，固原山区从教，风雨兼程一生，娶村姑，生三子，执教鞭，不气馁。如今他已没有一点沪上人的风采。今年春节我回家见他，简直一个豁牙老头子。我提及当年的挨打，他朗声大笑不止。
今天，我寻着挨打的痕迹，当然寻不到了，它痛在我的心底，热在我的心头。
2018年春节，我发微信，委托少年同学杨彩兰拜见郭纪达老师，给他拍几张照片，并索要几张他的老照片。郭老师全满足了。我收到的这些老照片中，有他年轻时在上海照相馆里的留影，有他和一起从上海来宁夏的同学合影，有他的获奖荣誉证书，还有退休证。今年过年，我问从老家探亲回来的我父亲，郭老师身体咋样，我父亲说好着呢，一天总爱跟人下象棋，我说郭老师都八十岁了吧，我父亲说快九十了。我得去三营看一回郭老师！
我上中学四年间，在三营中学校园，能见到更多外地来的老师形象，他们的颜值气质、谈吐表达，都与当地老师大有不同。他们的学识风范和诲人不倦，他们讲述的天南地北与人来人往，点燃我在小小少年时代，就有“飞得更高”的梦想。
请看我的这些老师：语文老师王元和李云夫妇，四川人。王元老师是一位记者兼电影编剧，因“反右”下放至三营中学，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调回北京，任工人日报社编采负责人。政治老师曾新民、历史老师周启朋夫妇，北京人，双双从北京大学毕业，响应祖国号召来到宁夏固原，在三营中学教书育人，1979年又双双考回北大和中国社科院硕士研究生。毕业后，曾新民老师在《经济日报》当了记者，采写了不少佳作名篇，后来又担任经济日报研究所所长，周启朋老师一直在中国社科院工作。陈少先老师，中宁人，教我们数学，成为三营中学一校之长，又历任固原县教育局长、自治区教育厅处长等。化学老师金树礼、数学老师吴凤宝夫妇，分别是银川人、广东人。金树礼老师教我们化学，爱好广泛。他经常向学生推荐好书读，介绍好电影看，他还是一位足球爱好者，课余与师生一起踢球，并热心组建学校足球队。吴凤宝老师讲课的声音，就像唱歌一样好听。“手风琴老师”韩琢，是我们初二时的班主任，教语文，逢课外活动或空堂，他会坐在讲台上拉风琴，琴曲有《火车向着韶山跑》之类，伴我们做作业和阅读。我的语文老师王祥庆，甘肃泾川人，从西北师范学院毕业就来到固原任教，在三营中学教了25年书。他的板书工整，横竖撇捺中有正气和刚毅。我和我的父亲都是他的学生，如今两代人对一位恩师的回忆和怀念，常常成为我们家庭的一个话题。
而与我朝夕相处的同学，班级中有三分之一是随父母从祖国各地迁徙到三营镇。刘晓东、兰茂恩等“学霸”，初中和高中，一直都是我们的好榜样。路晋军总会借给我《上甘岭》《鸡毛信》这样的小人书。袁大兴几乎每天都能带来好吃的零食，有红薯、山楂片，他好像只愿给我分一些他的这些好吃的。“班花”要数姊妹花——张雅莉、张雅萍，亲亲的姊妹俩同在我们班，是一道美丽风景。书香芳华王晓萍——王晓萍的妈妈是老师，她是班里学习优秀的同学之一，长大后也成为了一名教师。亭亭玉立陈新奋——那年那月那营养，高个儿同学少有，而一米七的陈新奋，是大家羡慕的美女同学。
我们阳光般的初中，在1976年两度听闻哀乐声声，特别是伴随九月的呼呼秋风绵绵秋雨，让我们悲痛不已，有的同学还嚎啕大哭。那一月，整个三营一条街，都是悲伤的，雨水就是人们的泪水。
“万水千山”三营镇，“五湖四海”支宁人。这样一个“多维空间”“五湖四海”之相聚，这样一段“激情岁月”“花季少年”之融汇，雕琢、塑造了我和我的同学。我的“五湖四海”老师，我的“五湖四海”同学，他们说着带有各地口音的普通话，他们的相貌气质与我们都不一样。念兹在兹，我们的心中就有了对外面世界的向往，我们的精神就有了更为丰富的获得和表达。
寻找，必找到
木心在他的《文学回忆录》讲道：常见人驱使自己的“少年”“青年 ”归化于自己的“老年”。我的“老年”“青年”却听命于我的“少年”。顺理可以成章，那么逆理更可以成章 ——少年时自己说过的一句话，足够我受用终生。
在手机拍拍拍、发发发的时代，你不一定能牢记多少，因为信息量太大了，手机内存也太大了，而心灵的内存不一定够大。而我们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许多的人与事，都记得很牢，往往不能轻易被驱赶掉。甚至随着中年老年到来，细节更加清晰，仿佛飘着芳香。
1980年起，伴随着地质队、卫校、林业站等整体搬迁，员工携家属都迁入首府银川、固原城区等地方了。那些在三营镇工作生活多年的“五湖四海支宁人”，随政策变化也相继离去。三营中学的外地籍老师纷纷告别了三营。很快，我们班上的外地籍同学稀里哗啦不见了，好像我们彼此都没有来得及说声再见。正如朴树唱的一首歌：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的“那些花儿”，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呀？我们一定要找到他们！寻找与重逢，且行且珍惜——
2017年9月16日，教师节之后的周末，我1975年到1977年上初中期间的同学，发起毕业四十周年聚会，地点选在银川塞上明珠饭店。为什么不在固原聚，不在三营聚，而选择银川呢？一是因为我们怀念并期待见到的老师，有不少在银川定居。二是我们当年的同学，有许多在银川工作和生活。几个“带头人”就在“三营中学群”喊起来了，张罗起到银川聚会的事，结果有三十几个同学响应，租了一辆大巴朝银川开来了。在银川的同学女的多，都在群里表示：期待期待，好期待啊！我为这个聚会设计了主题：归去来兮少年心！还找专业人员设计了海报和背景板。聚会的头一天晚上，我就和几位热心的同学把现场搭建、布置好了。哦，四十年了，小小少年在水一方，我愿逆流而上，引领同学们一起回望！
四十年的“找到”终于呈现了！三位女同学为到场的陈少先、金树礼、韩琢三位老师，分别佩戴好红色围巾，老师笑得嘴都合不拢了。我们设计了一场“走地毯”，数米长的红色地毯上，先是女同学牵着老师的手走起，就像电影节上的大牌明星出场一样。接着，男同学们开炸了，争着抢着约请女同学上台，音乐节奏中，成双成对，既拉风又带电。个别老实了一辈子的男同学，憋着红脸、睁着大眼，坐那儿不动。有几个女同学专门冲着他们，把他们粗大的手拉起，铿锵铿锵地走起来，尖叫声骤然响起。走完地毯，大家又以各种组合，在写有“归去来兮少年心”大字的背景板前，凝神提气，留影留念，留下四十年一路走来，留下四十年后再度出发。我听见两个男同学在交流这次聚会感受时笑着说，参加聚会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见在银川的女同学。这回见面了不说，还把女同学的手拉了，算没白来！我还听见一个男同学对另一个男同学鼓励，说快去拉吧，连人家手都没拉一回，回的路上你就后悔死。聚会第二天，四十年后“找到了”的同学们，还兴致勃勃前往沙湖“一日游”，追逐嬉闹，其乐融融，仿佛是四十年前教室里、操场上的情景再现。
2017年五一，我接通一个陌生电话，居然是我的中学同学丑谊。我们上学时间段是1975年9月至1979年7月。丑谊六岁半时，父母亲拖家带口从天津市来到宁夏固原，父亲到三营电厂，母亲进三营医院。在这个小镇上，他们生活和工作了十四年。1983年，落实政策后，一家人迁回天津定居。丑谊的爸爸虽说是一位技师，但多才多艺；丑谊的妈妈是一位儿科医生，急救儿童时她会嘴对嘴做人工呼吸，所以，丑谊的爸妈赢得了当地人的尊敬。丑谊身上，父亲的基因多，不仅长得帅，还唱得好。只要是一场新电影放过，第二天，丑谊就能唱出主题歌。应该是丑谊跟某个同学打听到我电话，他说要来银川希望见到我。丑谊1980年入伍，他的军营在甘肃天水，1983年复员后被安排在三营电厂工作，工作没多久就随父母迁回天津了。此次是参加老战友相聚，从天水、宝鸡、固原，辗转来银川。见面后，我们一起喝酒神聊，一起唱了《红星照我去战斗》，一起见了他想见的女同学。我问候丑谊的爸妈，丑谊说，都八十几了，一个在家躺着，一个在医院躺着。丑谊说，这次回来最大的收获是，帮他爸找到了田风岐和叶文雄。田风岐是当年三营文化站站长，叶文雄是三营小学校长。我还记得田风岐总是带笑的脸、叶文雄蓄满大胡子的脸。二人是丑谊爸在三营时的神交，他们仨也是当年镇子上的名人。丑谊说，三个人都八十多岁了，我到三营找他们，很顺利，给他们说了我爸多年来寻找的心愿，俩老叔说他们也想找到我爸呢。丑谊的这次“三营寻找”，终于让三位老人“视频见面”了。丑谊激动地说，朋友怎能忘记过去的好时光！丑谊在银川待了两天，要走。我劝他，来一回不容易，多玩几天。丑谊说，不行，二老还等着伺候呢。2018年7月一天，丑谊给我发微信，说他老爸去世了，接着不出一月，丑谊发微信又说，老妈也去世了。我心里非常难过。回复了丑谊一段话：“人生何处不相逢，一叶浮萍归大海。愿你节哀顺变，珍惜生活。愿我们心存善意，长喜乐，不抱怨，开胸襟，多干活，予人玫瑰，手留余香，过好每一天！”丑谊给我回了一个流着长泪的微信表情。
2021年国庆节前几天，我父亲给我打来电话说：“高大夫找到了，他说他很想见三营人！”我就知道我父亲有多高兴了。
1967年至1983年，在三营医院，一批十几位“五湖四海”的医务工作者从天津、河北等地到来，扎根这里。他们医术高超、救死扶伤，与人为善，口碑传扬。河北籍的高大夫、浙江籍的袁护士，夫妇俩就是其中的佼佼者。我父亲与他们因看病相识，多有敬重和交往的情谊。我的童年少年，每每生病，都是父亲带上我找高大夫听诊、开药，有时门诊找不到，还去医院后头高大夫的平房家里看病。听诊器凉凉地挨到胸部可以，打针我坚决不干，发现要打针就抗拒，开好的小小玻璃药水瓶，我都会哭闹着夺过来扔掉，甚至撕扯高大夫的白大褂。五岁时，我奶奶脑溢血，高大夫骑上自行车赶来，穿上白衣戴上白帽，打开药箱（红十字很醒目），神情严肃，投入急救。我母亲，还有我的大妈二妈，好几次嚎啕地哭叫，哭叫过又一阵空气的静止，几十分钟过去了，最终没有抢救过来，我奶奶病逝于雪花扑打的这一天。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奶奶的面孔我记不起了，高大夫的面孔我至今牢记。
这几年，我父亲时常叨叨，要是能找到高大夫就好了。有一年的一段时间，他听熟人说高大夫在南门附近的小区住，就乘上公交，从居住的丽水家园赶到南门一带，坚持溜达，就是想碰见高大夫。2021年9月一天，我父亲回到三营老家，见着了老朋友王富生，王富生说他在银川的小女儿王翠兰住在京能天下川，楼上住的就是高大夫、袁护士夫妇。好些年都寻找不到的人，竟然这么容易打听到了。我父亲回到银川，就给王翠兰打电话，要到了高大夫的电话号码，紧接着就打，终于听到了高大夫好听的普通话，还约定很快见面。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国庆节午间，我订好一桌饭，买了两瓶五粮液，邀请82岁的高大夫和他的夫人袁护士，还有在三营中学教过我的金树礼老师、贺钦义老师等小聚。我把在附属医院眼科上班的我的发小牛伟也喊来了。高大夫、袁护士夫妇，就是由楼下邻居王翠兰陪着打车来的。甫一见面，时光倒回，三营细节，扑面而来！几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欣喜万分，争着讲叙四五十年前在三营的往事，都忘了喝酒吃肉。高大夫说这些年他也在寻找三营人呢，自从发现王富生的女儿王翠兰住在楼下，就把她当干女儿对待了，她忙不过来时，还帮着看护她家小孩。金老师、贺老师说，这几年，三营中学毕业的学生搞了几回聚会，参加时场面都很感人，学生都亲得很，通过学生还找到了想见的三营人。兴头上，贺老师还站起来，清唱了《打虎上山》一大段。其他人不会唱，我也得助兴推波，就唱了我爱唱的《歪脖子树》一小段：贫穷把咱熬白了头，你还说能忍受。高大夫说起我小时候的模样，还说有一年从报纸上读过我写我母亲的散文，并描述其中细节，问我对不对，我说对对对。
有过多少岁月，仿佛就在昨天！我父亲真是高兴啊，小聚结束送走高大夫、袁护士、金老师、贺老师等，我俩走了一段路，他对我说：“今天很满足！”
我在想，我父亲的满足，不仅仅是因为与高大夫夫妇的重逢，更重要的是他在年轻时对“文明人”的难得相识和幸运相处。那么，这样的“相识相处”对我有影响吗？答案是肯定的。那年那月，相貌俊朗、口音不同的“支宁人”以及他们的子女，就是我的“诗与远方”。这一场重逢相聚，我读懂了我父亲的心，就是对美好和良善珍惜、眷恋的心；我看到了高大夫的脸，还是少年时我看见的国字脸，表情里有感动和愉快，目光中有欣赏和激励。谢谢您，高大夫！
如今，我父亲与高大夫加有微信，他们在摁动手机中叙说三营往事，分享保健心得，我还为他们的这些互动交流写过几回“小记”，发到了朋友圈。我父亲对我说，你好好地写，我给高大夫发，让他看。
感受着我父亲因“寻找高大夫”带来的变化，我在想，我要寻找到的“三营故人”是谁呢？
当年在三营中学上学，学历最高的老师是政治老师曾新民、历史老师周启朋，夫妇二人都是北大毕业，如绿叶一般从北京飘落而来。二位老师让我们有幸见到了北京人，听到了北京话，延展吸收着北大人的知识和素养。他们都戴着眼镜，长着渊博知识的脸，总是安静地坐在阅览室读书，其中周启朋老师把一套《莎士比亚全集》一本一本地读完，接着再一本一本地重读。这样的“大知识分子”，深得学校、机关的尊敬和信任。当时，三营区委一度把曾新民老师抽去当“笔杆子”写材料，三营公社把周启朋老师借调去当秘书。1979年6月，当我们准备迎接高考的时候，二位老师也在刻苦复习，准备考研究生，渴望以这种方式打回北京去。有一次为解决复习遇到的难题，我轻轻敲开二位老师的宿舍，在他们耐心地讲解和鼓励中，我发现他们苦苦复习，都没有时间做饭，吃的是馒头就着咸菜，满脸都是下大苦、求成功的表情。结果他们都如愿以偿，1979年秋天，告别三营，考回北京深造。他们的学识水平以及后来从事的新闻职业，激发着我一定要当一名记者的梦想。
亲爱的老师，你们好吗？论年龄你们都年届八旬，邀请你们来银川，估计有些难度，那么我去北京出差时，如果能够见到你们，这是我最大的心愿。当我找寻到你们，我将选好一家餐馆，打车把你们接过来，在用餐中听你们忆说三营，听你们的职场感言，听你们的奋进故事。我听说毕业于三营中学的学长韩宏，曾在北京和二位老师相聚过，他定有老师的联系方式，我要从他那儿问到，来完成我的这个“寻找”。
后记
至少隔上三十年，才够得上“再回首”的年份，那么对60后来说，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就是岁月的陈酿，最值得追忆和回味。
1990年，流行一部50集的电视连续剧叫《渴望》，为何能造成万人空巷般的追剧现象，该片主题歌的歌词就是最好的诠释：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谁能告诉我是对还是错/问询南来北往的客/恩怨忘却留下真情重头说/相伴人间万家灯火/故事不多/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
在讲述这些“寻找”和“问询”时，我内心的期待是：亲历过的人，可以在怀念中重温旧情。未亲历过的人，也能在陌生的情境中，感受到深深的温暖。
就这样留恋地回望。就这样有力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