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的父亲张启峰，河南上蔡人，生于1944年9月9日重阳节，殁于1989年9月14日。去世那年，他本来是45岁，可长辈们说，45岁是“骂年”，不吉利，于是他就成了享年44岁。
转眼间，父亲已经去世三十多年了。几年前回家上坟，三叔对我说：“写写你爸的求学经历，附到家谱里，让后人看看。”三叔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却迟迟没有动笔，原因是不知从何写起。虽然父亲的音容笑貌，不时会出现在我梦里，但就是难以为文。
去年夏天临毕业前，女儿从武汉大学的档案馆里复印了她姥爷的学生注册表，结合我珍藏的父亲的自传看，解放前我家16口人、18亩地、39间房，家庭收入主要靠种地和老太爷教书，还和邻居合伙租种地主的土地，但一大家子还是过着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因为我奶奶不会做针线，爸爸弟兄四个要么光脚，要么捡别人的旧鞋穿，经常露着脚趾头。
父亲在自传里写到，我家老太爷节俭到了抠门的程度。他规定，全家每吃一顿捞面条，要连续喝三晌午咸稀饭。老太爷的家法也很严，家中不论男女，谁不听话，老太爷都拿鞭子倏。
父亲是老家张庄的第一个大学生，这和家庭教育分不开。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但对诗书耕读的传统却代代相传，先祖们把后代的教育看得和买田置地一样重要，家里的男子都读书，老太爷是村里的私塾先生，爷爷也教过书，后来在邻近的蔡沟乡当兽医。
受家庭影响，父亲弟兄四人也都上学读书，所以，他能考上大学是大概率事件。小时候多次听父亲讲，他上大学没路费，是在县城工作的一位堂兄给了他一元钱，他才挑着行李上了火车。那根扁担父亲用了十年，一头挑着书籍，一头挑着行李，往来于湖北和河南之间。
1964年，父亲从上蔡高中考上武汉大学物理系半导体专业，他若早出生两年，估计毕业后就去研发原子弹了。1969年大学毕业时，身为班长的父亲先是留校当了一年助教，而后又在解放军某部队农场锻炼两年。1970年冬天，刚结婚不久的母亲去湖北看望父亲，母亲说，父亲虽然身小力薄，但他干活实诚，累成了乙肝。
1972年起，父亲开始了他教书育人的生涯，先后在湖北荆门某部队育红中学、上蔡县城郊高中和上蔡高中任教。从父亲的自传里我知道，父亲上学期间成绩优异、劳动积极，先后受过9次奖励。在部队农场锻炼时，还受过1次营级嘉奖。
在部队子弟学校，父亲教物理，他经常带学生上山玩。南方的蜈蚣又大又长，看见蜈蚣，用一拃长的竹篾儿从两头一扎，蜈蚣就被绷住了，蜈蚣晒干可以卖钱，学生都很喜欢跟他一起上山。
小时候听父亲说，长江的鱼很大，一条有几十斤重，都是在江边剁开，论斤卖。父亲还说，冬泳爱好者大冬天畅游长江，身上冻得通红却乐呵呵地。父亲一个人在荆门生活了三年，每年寒暑假回上蔡老家。
婚 姻
我父母的婚姻，说起来也挺有缘分。母亲1965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回乡务农。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农村二十大几还没结婚的人很少，她成了剩女。心高气傲的母亲非要找个大学生，有人就给她介绍了正在上大学的父亲。爷爷行医乡里，我姥姥见过，觉得老头白白胖胖、浓眉大眼，说话斯文和气，儿子应该不会差到哪儿去，就满口答应下来。
谁知，父亲放假回来相亲时，却让人大跌眼镜。儿子比老子长得差远了，个子不高不说，穿得又耷拉子散褊的，姥姥没看上，但母亲同意了，毕竟父亲的学历那里放着呢。二十年后，母亲的好友从新疆回来探亲，见了父亲，第一句话就是：“启峰比以前人采了呀！”
事实证明，父亲虽然相貌一般，却非常能干。1989年他去世后，家里的煤火灭了，母亲会哭，父亲在世时，母亲没封过煤火炉；门锁不上了，母亲也会哭，父亲在世时，母亲没修过家什。母亲没管过我们姊妹俩的学习，连头发辫父亲都会给我梳。总之，父亲在世时，家里的大事小情，母亲都没操过心，突然，一下子什么都要管，她接受不了。她经常一边抹泪一边说：“这个家离了你爸咋办呢？上哪里去找你爸这么好脾气，又任劳任怨的人呢？”看来，找对象不能光以貌取人，过日子还是以顾家能干为先决条件。不是有人说了吗，婚姻犹如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
母亲性格泼辣，敢闯能拼，又加上高中毕业，能说会写，但她不甘心在农村干一辈子。1969年县农造厂招合同制工人，母亲进城当了工人，1970年和父亲结婚。
当时厂里实行三班倒工作制，母亲一个人照顾不了我和妹妹。农闲时，姥姥会进城帮忙；农忙时，姥姥带我回老家，一边干活一边照顾我。我一岁就断了奶，跟姥姥回老家了。我非常馋奶，没日没夜地闹，姥姥抱着我从庄东头要到庄西头，村里有奶的妇女，被我吃了个遍。有一次，母亲回家看我，见我正和小朋友用土沫子埋腿，别的小孩都说：“快看哪，谁的妈妈回来了？”我也跟着说：“谁的妈妈回来啦？”我已经不认识妈妈了。由于常年住姥姥家，我称年轻的长辈为“舅”，以至于回城后，我见到母亲的同事，也都叫“舅”。
父亲写于1972年4月的《离家三首》，描述了当时他们两地分居的情景：其一，鸡鸣催吾起，泪飞与妻别。更爱梅花女，相见不相识。其二，问君何处去？问君何时归？遥遥两千里，日日怨秋水。其三，昔日相处记君恩，离别更觉亲人亲。亏没黎明辞家去，灯火全无泪纷纷。现在读来依然泪眼婆娑。
1972年我刚过百天时，他还写了一首《赠梅》：一九七二年三月廿三，三弟信称梅花（我的小名）情状，令吾兴奋不已，以此数语，记之。“幼梅虽小志气豪，长于大人来说笑。看后令俺扫烦恼，盼女长壮又长高。”四首诗写尽了父亲的思家之情、辞家之难、舐犊情深。
有一年，姥姥带我回老家收秋了，妈妈下夜班回来，见几个月大的妹妹满头是血躺在地上，原来是妹妹夜里掉床磕破了头，哭累后又睡着了。妈妈搂着睡着的妹妹心疼不已，直哭了个天昏地暗、肝肠寸断。
1974年4月，几经周折，父亲终于和一位家在湖北、在上蔡城郊高中任教的老师成功对调，回到了老家工作。但城郊高中离我们住的农造厂家属院还有五六里地，父亲每周回家一次，每次他回家，我和妹妹都兴奋得像过年一样。有一天，母亲在家属院西头洗衣服，父亲回来了，我和妹妹飞奔着给她报信儿，“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母亲说：“回来就回来了吧，跑啥哩？”几十年过去了，这个场景在我脑海里一直挥之不去。
一家人团聚总是很难得的，我也记不清父亲城东城西跑了几年。1978年我上小学时，父亲已经调到了县城西北的上蔡高中，我跟他住学校、吃食堂，一周回家一趟。当时母亲调到了棉织厂，虽然还在城东，但离上高近了些。印象中，县教育局南面的那条路又陡又长，父亲每次骑车带我回家，都很费力。回程就省力多了，只要握好车闸，车子就像从滑梯上滑下来一样。
团 圆
大约是1981年，母亲调到县煤建公司，我们一家人才算真正团圆。当时，我们一家四口人，共同住在上高的一间教工宿舍里，屋子里一横一竖摆两张床，加上书桌、煤炉、案板，满满当当。人进进出出，自行车老碍事，就把自行车绑在床头上。
198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开始，经过不断努力，我们家也真正实现了团圆。那几年，是我小时候感觉最幸福的时候，父母经常带我和妹妹去东街电影院看电影。晚上电影散场后，父亲先骑车送我和妹妹回家，再去接母亲，母亲到家还总是抱怨他：“接啥接，我自己能走回来。”
那时家里穷，没钱买第二辆自行车。记得父母攒了好长时间的钱，托人从上海买了第一辆新车——永久牌自行车。新车很轻便，父亲亲手组装好后爱不释手，擦了又擦、反复膏油，但又舍不得天天骑，跟宝贝似地供着。不久，在农造厂做临时工的天视叔叔要回老家，借走了自行车，谁知，他在路上和大货车相撞，车毁人亡。虽然新自行车买来还不到半年，但天视叔人都没了，咋好意思让他家赔呢？记得有一段时间，一提起新自行车，父亲就唉声叹气。
我上小学前，棉织厂附近是二里庄的菜园。夏天，母亲每天给我和妹妹一角零花钱，一角钱可以在菜园里吃个够。菜园里有黄瓜、番茄、茄子、豆角等，我们一般只吃黄瓜、番茄，夏季的黄瓜和番茄，是当水果吃的。遇到番茄大量上市、价格便宜时，家里还会自制番茄罐头。买来许多番茄，洗净切块，装到500毫升的葡萄糖注射液瓶里，在橡胶瓶塞上扎两个注射针头，然后把玻璃瓶放到锅里煮20分钟。拔下针头，番茄罐头就宣告制成，若密封得好，能吃到来年开春呢。
父亲平易近人，我的好朋友们都说害怕我母亲，母亲对我管得太严；但不怕我父亲，父亲见谁都笑，没一点大人的架子。印象中，父亲没有给别人办事情的烦恼。他是老师，一般不会有人找他办事，除非孩子想上县高。对帮人上学的事，父亲从来都很乐意，从他1978年调到县高，一直到他去世，经他的手安排到县高上学的亲戚朋友家的孩子，数都数不清。
父亲心灵手巧，大学学的又是物理专业，不但会修各种电器，而且乐于助人。邻居家的收音机、电视机坏了，都会抱到我家修。有时谁家的缝纫机坏了，他也会上门维修，连我干妈家盖房子，工人接不通电，也是他去接的。父亲的善行，给他带来了好人缘，那年我家打家具，大衣柜、高低柜上的画，都是美术老师免费手绘的。父亲在世时，买了很多木工工具、水电工具，甚至还有掌鞋的工具，他去世后，妈妈不知道如何处置那一大箱工具。有一次，我的电脑坏了，妈妈说：“要是你爸活着，准能给你修好。他那么好学，没有他不会修的东西。”
1976年唐山地震后，我还记得住防震棚的经历。防震棚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又湿又潮，好多家挤在一起。住防震棚的时间长达两个月之久，渐渐地有人嫌不方便，搬回家住了。我们回家后，每晚睡觉前，父亲都要在桌上倒立个瓶子，说地震发生前，瓶子会先倒下来，能惊醒我们。人们成天观察着蚂蚁、青蛙的异象，见面交流最多的，也是有哪些发生地震的前兆。
上学时，母亲老对我讲：“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圆了我年轻时的梦。”父亲从来没说过这样的话。我总觉得母亲固执己见，别人能替她圆梦吗？父亲倒是说过：“养你是我应尽的义务，我不指望你什么。等我和你妈老了，你回家看看就中，我们也不靠你们养活。至于你长大能干什么，这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什么人都靠不了一辈子，只有靠自己。”遗憾的是，在我不到十八岁，刚刚对这个世界有了分辨能力，正需要父亲加以点拨的时候，他却英年早逝了。
父亲在世时有两个愿望：一个是我能考上武汉大学，父女同一所大学毕业。非常惭愧，我参加两次高考，只考了个二本；第二个愿望是他和妈妈退休后，能回到老家，在张庄小学教书种菜，颐养天年。很遗憾，父亲的两个愿望都落空了。
巅 峰
从在湖北部队子弟学校开始，父亲一直从事物理教学工作，从来没有离开过教学一线。实验是物理教学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也是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重要手段。当时学校经费有限，远远不能满足需要，为了搞好教学，父亲充分发挥了他动手能力强的特点，在教学器材不足的情况下，自制教学工具。
1980年，他和实验员联合研制的《直线电流磁场演示器》被评为河南省自制教具二等奖；1985年，他制作的《匀速圆周运动的投影是简谐振动》教具，再获省级二等奖。1986年，他研制的教学工具《力的分解演示器》，巧妙地解决了“置于斜面上的物体受力分析”，变抽象为形象，变定性为定量，突破了高中力学教学上的一大难关，被评为驻马店地区自制教具一等奖，上高也因此被评为自制教具先进单位。
因为父亲对工作认真、责任心强，他所教班级的物理成绩在历次的县区统考中都是优秀。1984年10月，恰逢中央提倡干部“四化”，四十岁刚出头的父亲，经民主选举当上了上蔡高中的副校长，协助校长抓好学校全面工作，并主管全校教学工作。
担任学校领导后，父亲更加努力，事事以身作则，当好全校师生的表率。学校事务繁杂，父亲往往是白天上课、开会、处理行政事务，夜晚九点多开始写教案、批改作业。十二点多睡觉是常事儿，有时甚至要熬到凌晨两三点钟。第二天清晨，学校一打起床铃，父亲就立即起床，去检查早操和晨读了，中午也顾不上休息。
加倍的付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全校师生的共同努力下，1985年高考，上蔡高中有250多名学生考入各高等学校和中专，升学率在驻马店地区排名第一；父亲所教高三两班物理课的平均分比全校平均成绩高一分多，居驻马店地区首位。作为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父亲因此被评为模范共产党员，奖励晋升一级工资。1986年，父亲开始主持学校全面工作。那一年，学校的高考升学率达42.5%，不仅是驻马店地区第一名，升学人数也达到恢复高考以来的最高峰，父亲的人生，也达到了巅峰。此后不久，因工作调整，他辞去了上高副校长的职务，离开了深爱的教学事业。
在一份由上蔡高中出具、留存至今的晋级材料中，我看到了如下字样：“张启峰同志一向工作踏实，认真负责，刻苦钻研业务，在个人教学和所负责的学校各项工作中，均作出了优异的成绩，深得全校师生好评。”在这份材料中，还有一个父亲深受师生好评的证据：在这次晋级评比中，全校共分十一个组，有十个组投票同意父亲晋级。
因为父亲一直坚守在教学一线，即使主持学校全面工作，仍然承担着高三年级一个班的物理课，他还被评为全县乃至全国第一批中学高级教师。很多年后，我还一直奇怪，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制度是1986年建立的，此前是晋级制度，没规定要发表论文。而父亲提前几年就在省级期刊上发表过教学论文，他该有多么深爱教学事业啊！
病 逝
1989年暑假，父亲胃口不好，不吃饭，我跟他去县中医院看病那天，他吐血了，医生让住院治疗。喝了二十多天中药不见效果，父亲坚持出了院。回到家，妈妈说：“治了两三周，怎么看着肚子那么大呢？别是没好吧？”第二天，妈妈陪他去县人民医院，不久就查出肝癌。
我们无法接受这个现实，不相信这是真的。妈妈通过同学联系了北京医院，但当时父亲的身体已很虚弱，坐不了火车，去不成北京。后来，妈妈找辆车把父亲拉到河南省肿瘤医院，一周后确诊肝癌。医院当即下了病危通知单，让病人赶快回家。在省肿瘤医院住院检查的一周时间，同是武大毕业的王心坦老师背着父亲上五楼、下三楼，做检查、拍片子，虽是校友，情同兄弟。
俗话说祸不单行，父亲从省肿瘤医院回到县人民医院的那天晚上，在走廊里等病房时，医院里接收一位车祸重伤者，就是当年给父亲送路费的那位堂伯。堂伯当晚不治身亡，大家对父亲隐瞒了这个消息。但堂伯出事后，老家的亲戚来县城奔丧，顺便看望一下父亲，亲人的探视加重了父亲的疑虑，他开始交代后事，反复对我和妹妹说：“好好学习，要听妈妈的话。”其余再不多说。还有什么好说的？父亲去世后，欠医院四千多元医药费，家里的存款不足两千元。
父亲生病时，母亲衣不解带地伺候了他两个月，人瘦了二十多斤。到最后一个月时，母亲连从医院回家的力气都没有了，她说挪不动步。是啊，父亲天天吐血、便血、输血，一旦疼起来，还是很痛苦、很烦躁的。虽说还有其他亲友帮着陪护，但母亲是主陪，她回家洗个澡父亲都要反复问：“你妈妈回来了吗？”医院的病危通知单下了一次又一次，母亲的精神时刻处于紧张状态，如同拉满了的弓，随时都有绷断的可能。她是怎么熬过来的？
2021年，我先生因腰椎间盘突出在银川卧床不起，我每天穿梭于医院和家之间。一大早吃过饭去医院，中午再从医院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回家，下车后拎着给儿子买的午饭又累又饿地行走在烈日下。这时，我都会想起父亲临终前，母亲伺候了两个月的事儿。好在我先生只是腰椎间盘突出，没有生命之虞，而父亲是肝癌后期，根本看不到希望。寸步不离地守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一天一天地接近死亡，心理压力该有多大？母亲替我们遮挡了多少风雨？当我独自面对苦难时，才体会到母亲当年的不易，可惜晚了三十多年。没有经历，何谈感同身受？
父亲的病虽然很重，但去世前头脑一直清醒。疼痛减轻时，他会对母亲说，他老想起小时候割草的情景，小河的水哗哗流着，河水真清啊！他下水摸鱼了，河水没过他的脚面了。他做梦又回到了张庄，张庄还像小时候一样，爹娘还是百般疼爱他。看到这种情况，三叔和大爷商量后，让四爷来看望父亲。四爷是爷爷的弟弟，老弟兄们就剩他一个了。父亲见到四爷很高兴，跟四爷说了很多小时候的事儿。人在最虚弱的时候，最想见的是父母，最想回的是故乡，最难忘的是童年，没有亲身经历过，你永远不会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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