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芳芳

“小邵，你的银行账户是62XXX吗？兴庆区法院账户今天收到了从你原单位执行来的11879.3元工资，账户无误的话这会儿就给你转过去。”1月20日，记者来到银川市兴庆区法院执行局时，执行干警袁宝琦正在给申请人小邵打电话核对账户信息。确认无误后，这笔钱当即打进了小邵的账户，小邵的感谢短信也随之发到了袁宝琦的手机上。

小邵的这笔工资已被拖欠一年。

2023年10月，小邵受雇于宁夏某汽修公司担任厂长一职。前两个月工资正常发放，2023年12月、2024年1月，双方因合同签订内容产生分歧，汽修公司辞退了小邵。2024年2月，小邵向银川市兴庆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请求公司支付其不足两个月的工资11879.3元。仲裁委依法予以支持后，某汽修公司不服裁决向银川市中级法院提起撤销，被驳回后，仍拒不履行支付义务。几次索要工资未果的小邵，无奈之下来到兴庆区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2024年12月3日执行局立案后，小邵几乎一天一个电话催问进度，很着急。”袁宝琦翻开二人的通话记录说，尽管每次他在电话里都会跟小邵说明进度，解释执行工作需要一定程序，核查汽修公司名下财产需要一定时间，但小邵的催问电话还是不时打来，直至2025年1月2日，袁宝琦将小邵及汽修公司财务负责人约至法院调解室，经过耐心调解，双方约定1月20日之前一次性付清执行案款，小邵的电话才终于“消停”。

“有没有不耐烦？”

“那倒没有，因为都能理解。案子走到执行这一步，申请人往往憋着一口气，他们比我们更气、更急、更无奈。”袁宝琦现在手上还有152起在执案件。

记者翻看小邵案件执行记录时，袁宝琦接到另一名申请人的电话，言语之中多是安抚，经过近20分钟通话，最终与申请人商量好具体执行时间与方案。

“习惯就好。最近不管什么案子，我最大的想法就是‘如何在年前把钱执行回来’，因为很多人都想拿回欠款过个好年。”袁宝琦一边说，一边查询被执行人名下可供执行的财产，拟定报告财产令、执行和解建议书等。

还没走出办公室，记者又听到袁宝琦的电话响了。“你这个案子执行比较困难，我想着即使年前执行不回来，也要让双方见一面，看看能否达成和解协议、分批履行……”袁宝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