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芳芳 实习生 李磬 文瑞 文/图

这段时间，永宁县法院闽宁法庭干警刘立明接到好几个当事人的电话，询问的都是同一件事：张红来是法庭的特邀调解员吗？

“不但是，而且还是干了快5年、年均调解纠纷200余件的王牌调解员。”刘立明每次都认真解释。

当事人为什么会有这个疑问呢？翻开张红来的通话记录，或许会有答案：拨出的电话，时间往往都在19时以后。

“闽宁镇这里情况特殊，大家不是就近务工，就是在田里务农，白天打出去的电话基本没人接，只好晚上等大家回家再打。”张红来不好意思地解释道，“不少人以为我是‘诈骗犯’，说我专挑下班时间‘诈骗’”。

有人当他是“骗子”，还有人当他是“救星”。

2月28日，一对父子匆匆走进闽宁法庭，手里除了薄薄的一纸诉状，没有任何证据。“我们在他那里干了7天活，我是大工，儿子是小工。说好的我一共2300元，儿子一共1260元，但是去了好几次老板都不见人影，也不给个准话。”老马焦急地对刘立明说。

张红来一看诉状，老板居然是“老熟人”，于是拿起电话给老板打了个电话。“老板，又是我，张红来。”说明身份后，老板就张叔长张叔短地认了账，也说好4月底回款后就结清。随后，三方登录人民法院调解平台，线上在调解协议上签了字。

一页诉状换来一份调解协议，马氏父子高高兴兴地走出法庭，张红来则在诉状右下角写下一句话：4月30日打提醒电话给老板。

“这本来应该记在我的调解‘流水账’上，但早上着急出门忘了带，只好暂且记在诉状上，等晚上回家再把调解情况记上去。”张红来一边把诉状收好放在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提袋里，一边对记者说。

张红来说的“流水账”，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调解近5年来，他记录了4个厚本子，上面详细记录着调解的纠纷，包括当事人、证据情况、回访（电话或线下）时间等。

“第四个本子快记满的时候，我爸觉得笔记本太小，记得也不够一目了然，就让我给他做了个表格，叮嘱我列了案号、原被告、案由、何时履行及是否履行等。”张红来的儿子张鹏辉告诉记者，隔段时间，张红来就让他打印一些表格回来，然后再仔细装订成册。

今年短短2个月，张红来已经记满了3页。这意味着，他调解完成了30起纠纷。

这其中，除了劳务纠纷，还有不少离婚纠纷，让张红来心里很不得劲，毕竟很多离婚纠纷都牵涉孩子，所以，“娃娃们咋才能好好过在一起”是他时时放在心上的事。

2月27日，张红来依据调解记录，给一对大年初八就来提离婚、后经调解和好的小夫妻打去回访电话。

“最近好着呢，他大男子主义还是偶犯，但每次我说的他也能听进去一些了。幸亏张叔调和，要不我俩当时一冲动离了，俩孩子还不知道会咋样呢。”女方朴实的几句话里，溢满了对张红来的感谢。

这份感谢，让已经60岁的张红来不愿意退休。即使亲历了纠纷类型从“争水争地”向“合同纠纷”“家事矛盾”的转变，需要不断学习法律知识，不时就要给法官发微信求教“网络证据如何固定”“代位求偿权如何厘清”等问题，但他仍然想一直当个“和事佬”。

“我们也不愿意让张叔退休，他可是我们法庭调解纠纷数、调成率双高的王牌。”闽宁法庭庭长董琳不停夸赞张红来。

如此高的调成率，是有什么秘诀吗？

张红来说自己说不上来，不过向记者提起了一名当事人转述给他的一段话：“本来走进法庭觉得很紧张，但一看一个老头坐在那，跟我们说着一样的西海固乡音土话，瞬间就不害怕了，不知不觉就把想说的话都说了。”

记者离开时，张红来已和一名当事人打了近半个小时的电话，电话里隐约传来“真‘攒劲’，办事‘么麻达’”的称赞，双方都高兴地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