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芳芳

8月15日，银川中院调解室，某县政府向某农牧业公司送达撤销《县政府关于收回某农牧业公司承包河滩地的补偿决定》的决定，某农牧业公司提交了撤诉申请书，行政庭法官曾承富当场出具行政裁定书。

时间回到2019年，因生态修复需要，县政府决定收回于2002年承包给某农牧业公司的4000亩河滩地，在未通知某农牧业公司参与测绘程序的情况下，邀请第三方机构对河滩地面积进行实际面积测绘，测定面积为3000亩后作出《补偿决定》。某农业公司遂将县政府诉至银川中院，要求按照证载面积进行补偿。

虽然线上线下调解十余次，但双方争议的鸿沟始终无法弥合。8月初，行政庭法官曾承富拟好初步的判决书后，决定再努力一把，最终，“不如双方共同去调地基档案资料，共同去测绘实际面积”的建议被采纳，县政府自行撤回决定，某农牧业公司主动撤诉。

近年来，银川中院协调化解工作贯穿行政诉讼案件全过程，以审判工作助力法治政府建设。积极参与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咨询、重大建设项目合法性论证，将行政争议化解从“对立裁判”转向了“协同治理”。同时，通过举办庭审观摩、座谈交流、讲解授课、以会代培等方式，做好行政协调、行政裁决、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有效衔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用得以更好发挥。2024年，行政复议案件数首次超过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数，一审行政诉讼案件数下降20%。2025年上半年，依托行政争议协调化解中心调撤率达34.41%。

摸清群众的实质诉求

在一起行政诉讼案件中，马某向该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要求责令人社局履行法定职责。该区政府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责令人社局对投诉事项作出处理。处理期限还未到期，马某再次向该区政府提起行政复议，该区政府以事项重复作出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的决定。马某遂向银川中院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不予受理的决定。受理该案后，因原告不同意调解，承办法官刘煜姗开庭审理了此案。“我这就打电话督办此事。”坐上被告席的副区长一句话、一个电话，让马某放下了心结，当庭撤诉。

摸清群众的实质诉求，行政机关积极出庭应诉并发声，令行政争议的化解往往会柳暗花明。2023年至今，行政机关应诉率已连续2年达到100%。

出庭应诉有了评价表

刘煜姗坦言，行政诉讼案件庭审陈述环节，发表“尚需请示”“有待研究”等非实质性意见的行政机关负责人尚不在少数。如何实现从“有形覆盖”向“有效发声”转变，让行政机关的“关键少数”成为法治建设的“关键力量”，银川中院持续探索。

今年6月，出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评价办法（试行）》，让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工作有了“硬指标”和“新标准”。同时，这份评价也被依法治市办纳入效能目标考核。

“从出庭准备、法庭纪律遵守、庭审程序参与、庭审效果、争议化解成效五个方面进行量化评分，由旁听人员（含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审判人员各占比50%进行评价。”刘煜姗介绍，对评定为不合格的行政机关将制发司法建议。2020年至今，发出司法建议57份，涉及征收、治安、环保、人社等部门，各行政机关对司法建议均予以采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