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芳芳

“白法官，我想……申请复读，可以吗？”

4月3日，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综合审判庭，白桦法官终于接到了那个等了好几天的电话。

打电话的是小张——一个正在缓刑考验期内的少年。

时间倒回至去年7月。高考放榜，小张被一本大学录取，录取通知书已在路上，全家人还没来得及庆祝，他却因一念之差实施了犯罪。

公诉机关向西夏区法院提起公诉，量刑建议为三年实刑。

庭审那天，小张如实供述了全部罪行：“我知道我做错了，我应该付出代价。”

白桦心里“咯噔”一下——真要关上三年，在里面他怎么办？出来后又该如何？卷宗里有一份证据让她格外在意：公安机关调取的小张手机搜索记录显示，案发后他曾多次搜索“服刑以后怎么融入社会”“服刑后能否继续上学”。

庭审结束后，白桦没有急着下判。她联系了小张高考前所在的学校，校方出具的证明上写着：小张在校期间表现优异，与同学相处融洽，无任何违纪违规等不良行为。

白桦又联系了被害人父母。对方在电话里表示，这确实是一次偶发犯罪，暴力程度不明显，小张悔罪态度很好。更让白桦意外的是，被害人父母主动出具了书面意见，同意对小张适用缓刑。

对被告人适用缓刑，需综合考量犯罪事实、犯罪情节、认罪悔罪表现、日常表现、再犯危险及帮教条件。白桦遍翻法条，认为本案确有缓刑适用空间。

她随即委托小张居住地的司法局进行社会调查评估。结果很快返回：具备帮教条件，适宜社区矫正。

所有材料摆在桌上，白桦一份份翻、一页页看，心里渐渐有了答案。

“一个刚满18岁的孩子，成绩优异，日常与人为善。案发后认罪悔罪，取得被害人谅解，具备社区矫正条件。”刑事专业法官会议上，白桦声音不高，却很坚定，“如果判实刑，三年后他出来，学业中断、与社会脱节，这辈子可能就真的毁了。对犯罪行为的处理不光是惩罚，更重要的目的是教育、感化、挽救。”

她的决定得到了一致支持。

小张被宣告缓刑4年。判决书中，为了让缓刑“落地”，白桦写了5000余字的法律依据，同时也划下红线：若再次犯罪或违反监管规定，将撤销缓刑，依法适用实刑。

判决后，公诉机关未提起抗诉。

今年3月底，白桦去小张家回访，此时小张刚从司法局参加完社区矫正活动回来。白桦注意到，他的电脑屏幕上是一节编程网课。聊了几句近况，小张突然低声说：“白法官，我的录取通知书就压在电脑下。我没敢拆，但每天都用它提醒自己——我原本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

白桦心里五味杂陈。临走前，她写了几句寄语，放在小张那封没拆封的通知书上方：“人生这本书，你只是不小心折皱了几页。把它抚平，往后章节，由你执笔。”

4月3日，白桦终于等来了小张的电话。她早已查阅过相关法规：“按照社区矫正条例，你有就学、就业的权利。可以向教育部门提出申请。”

电话那头沉默片刻，随即传来压抑的哭声：“我一定会抓住这次悔过机会！谢谢您，告诉我人生还能‘抚平’。”

挂掉电话，白桦在窗前站了很久。

她期待，那封压在电脑下的录取通知书，有一天能被新的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