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芳芳

在行政诉讼的被告席上，行政机关负责人要么当“传声筒”，要么做“解铃人”。4月20日，银川市某县副县长选择了后者。

这是一起跨越24年的行政争议。王某早年从原某乡政府取得10亩土地，钱付了，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却没办下来。后因区划调整，该地块被依法拍卖给第三人并投入使用。王某申请交付土地未果，对行政复议结果也不满意，于是起诉到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交付土地并办证。庭审中，王某称，与其情况相同的人，早就通过诉讼拿到了土地补偿。

主审法官敏锐察觉到，当事人的真实诉求或许不是土地本身，而是公平补偿。她向被告席发问：“出庭的负责人有无实质化解行政争议的意见？”

副县长当庭回应：“既有相同情况的生效判决，无需重复评估土地价值，可按同一标准补偿。”并承诺庭后立即推进落实。王某原本准备调整诉求重新诉讼，没想到庭上直接解决了核心关切，长舒一口气。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既出声又解决问题，已成为银川行政诉讼的常态。

然而一年前，这还是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堵点：尽管出庭应诉率已达100%，但部分负责人在庭审中仍发表“还需请示”“有待研究”等非实质性意见，难以推动争议解决。

改变始于制度创新。2025年5月，银川中院出台《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评价办法（试行）》，从出庭准备、庭审效果、争议化解等5个维度量化评分，由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审判人员共同评价，并配套通报机制——优秀者表扬，不合格者发司法建议。这套“硬指标”还定期向银川市委、市政府等进行通报。

银川中院行政庭负责人坦言，仅靠评价，效果有限。2025年8月，银川中院向银川市委提交专题报告，直指“为出庭而出庭”现象，建议推动从注重“出庭率”向提升“出声率”“出力率”“化解率”转变。同年10月，银川市政府办公室印发文件，明确要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在庭审中主动发表意见、推动纠纷实质化解。

效果明显：“还需请示”少了，“当庭拍板”多了。截至2025年底，出庭负责人提出实质化解方案的数量，由上半年的12件增至102件；正职负责人出庭案件由30件增至83件，越来越多负责人“带着方案出庭应诉”。

2025年8月，3家公司同时将某地政府诉至银川中院。此前，3家公司因某局作出的通知允许跨区域经营，后该局废止通知，3家公司认为损害了其权益，但申请行政复议被程序性驳回。

主审法官梳理后认为，3家公司的核心诉求其实是“扩大行政许可范围”。“当年发布的通知不是行政许可，也不能代替。”出庭负责人表示，但同时表态：“我们会协商，酌情考虑3家公司的合法权益，合理划定经营范围。”

这一表态促使双方形成调解意愿。案件移送银川市行政争议化解中心后，复议机关撤销原决定，并协调多家行政机关商议3家公司的行政许可登记事宜。3家公司最终撤诉。

“出庭是法定义务，出声是能力体现，解决问题是责任担当。”银川中院相关负责人表示：“行政审判的目的不仅是‘胜败皆服’的判决，更是‘案结事了’的实效。”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连续多年保持100%，仅今年第一季度，出庭负责人就当庭提出实质化解方案19件，较同期大幅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