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吴彩华

一场看似普通的保险理赔纠纷，背后却牵扯出“债权转让”与“带病投保”的法律博弈。近日，同心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特殊的保险合同纠纷案——银行作为原告，手持被保险人家属转让的“保险金请求权”，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索赔12万元。然而，判决结果却给银行这场“维权”泼了一盆冷水。

贷保同日，两年后“人死账未销”

2022年5月25日，李某向同心某商业银行贷款12万元，合同期限3年。戏剧性的是，就在同一天，她又在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心支公司，为自己投保了一份“借款人意外伤害保险”（3年期），其中包含了“附加疾病身故保险”，保额同样为12万元，未指定保险受益人。

然而，命运的齿轮在两年后骤然停转。2024年5月19日，距离贷款发放近两年，李某因乳腺癌在家中去世。此时，贷款本金分文未还。

2024年7月，李某的法定继承人与银行签署了一份《保险金请求权转让协议书》，将这12万元的保险理赔权“转让”给了银行。随后，银行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理由是“被保险人于保险期内身故，理应赔付”。

但保险公司拒绝赔付，理由是：李某是带病投保，且未如实告知既往病史。双方争执不下，对簿公堂。

法庭交锋：“正常理赔”还是“带病投保”？

庭审现场，双方围绕“银行是否具备原告主体资格”“保险公司该不该承担理赔责任”两大核心法律争议焦点，展开了激烈交锋。

“既然继承了保险金请求权，银行就是合法的原告。”某银行诉讼代理人认为，依据民法典第545条中关于债权转让的规定，银行已合法取得这一金钱债权，具备原告主体资格。而且，李某的继承人已将权利转让通知了保险公司。

“李某生前带病投保，保险合同不能成立。”保险公司诉讼代理人则搬出保险法，并出示了证据：早在2022年2月，也就是投保前3个月，李某在医院进行了“乳腺癌切除术”。在2024年4月的住院病历中，明确记载着“乳腺恶性肿瘤术后”“肝继发恶性肿瘤”等既往病史。而且，电子投保流程中有身份验证和条款阅读延时设置，对免责条款已特意加黑加粗，保险公司尽到了提示义务。李某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带病投保”，违背了诚信原则。

诉讼主体适格，但理赔诉求被驳回

法院经审理认为，虽然银行通过债权转让替代投保人的地位，取得了保险金请求权，具备诉讼主体资格，但这并不代表保险公司必须赔付。保险法第16条规定：“投保人故意不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保险人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的保险事故，不承担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并不退还保险费。”李某在投保前已确诊重大疾病，患病事实已确定发生，而非保险合同所防范的“可能发生的事故”。这种行为属于典型的“带病投保”。虽然保险公司未在投保时严格核保，但根据保险法精神，投保人负有如实告知义务。李某隐瞒既往病史，主观上存在恶意，导致保险合同自始未能有效成立。

最终，法院作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承办法官杨梅娜介绍，这起案件虽然以银行败诉告终，但公众仍要注意：保险不是“事后补救工具”，如实告知是铁律，一旦投保人带病投保，保险合同将被认定自始无效。需要提醒的是，“等待期”与“既往症”是保险理赔的两大雷区，列在免责条款中，一定要关注；民法典虽然允许债权转让，但“受让权”不等于“胜诉权”。法律的底线不容逾越，任何试图利用规则漏洞的行为，终将被法律驳回。唯有诚信为本，维权才能真正得到法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