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女作家张翎的中篇小说《疫狐纪》近期受到关注，作者以节制、细腻的女性视角与笔触，叙述了疫情之下普通人的生活和体验。这是一部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普通人如何生活的纪实性作品，描绘了疫情下的众生相，揭示了人类在灾难面前的渺小，引人深思。

“我”（叙述者）在加拿大多伦多，为一名叫莉莉安的80多岁的老妇人做家政工作。在相处中，“我”和莉莉安由陌生、隔阂逐渐相熟，院子里偶尔出现的一只小狐狸，使“我们”有了共同话题。由此，两人也逐渐揭开了身上的秘密：莉莉安的秘密是她的女儿和患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伴；“我”也有一个深藏于心的秘密，那就是“我”的女儿小雨。

原来，莉莉安实际上是由她收养的女儿丹丹遥控管理的。“我”因为和丈夫离婚，带着乖巧的女儿小雨出国读大学。因为疫情，二人的故事发生了变化。

小说并未正面描写疫情，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大环境、大背景。作者不惜笔墨地叙述“我”和莉莉安的关系：疏远、走近、合作、同情、了解，重心体现“我”与这位陌生老人在疫情下的生存方式。小说连着写了三次两个女性的“崩溃”， 语气节制、技巧娴熟，故事内容跌宕起伏，充满了隐忧和悬念。

第一次是“我”的“崩溃”。在看过女儿行李箱中的小盒子后，“我”因为忍受不了女儿对爱情婚姻的看法，与女儿发生冲突，展现的是一个母亲无法抑制的非理性意识，描绘出她心中的懊悔与不安。

第二次是莉莉安的“崩溃”。她失忆的丈夫叶千秋在养老院里和另一个失忆的老太太相依相伴。莉莉安突然的造访，同时识破了养女丹丹的一些谎言。丈夫的背叛仍使莉莉安精神崩溃，痛苦不堪。“我”安慰她的话听起来也显得充满情绪。

第三次是“我”的“崩溃”。“我”在安慰莉莉安时，猛然带出了一个包裹严实的盒子，直到这时，读者才知道“我”的女儿小雨，在她十九岁零九十八天时出现意外已经离世，母亲为没有保护好女儿而深切自责，认为任何惩罚也不足以抵消她的“罪行”。

这部小说，使我们理解了一些女性在伤痛挫折中的心路历程。疫情是这个故事的大背景，重点探讨的是普通人如何面对伤痛的话题。很多时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因为生存空间的变化发生了变化，人们寻求真诚的理解和互相的依赖，比如那只狐狸，因为它的到来使主人公日常生活有了一个具体的目标和意义，莉莉安与“我”不惜冒险去给它买骨头，在家里为它建一个容身之处，这只狐狸也成了“我”与老妇人情感联络的媒介。“我”在异国他乡弄丢了女儿，又一时无法回国，只能带着女儿的骨灰盒在老妇人家做家政。“我”无法拯救自己的心灵，无法打开郁闷的心结，同时，大环境造成的隔膜和冷漠，老妇人在生活的夹缝中的冒险、应付等等都显示出“我”的无奈。在目睹了老妇人遭遇“背叛”的残酷，看清了一些真相后，“我”终于对生活慢慢释然，心结渐渐解开。

读了这部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故事，会激发人们正面的思考。小说告诉我们，只有在特殊的境遇中“相安共生”，共同经历，共同面对，才能相互理解，彼此慰藉。在小说结尾，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是否最终找到了理解和慰藉？这也是值得深入思考的。我们看到，生活在继续，故事在继续，正如小说结尾说的那样，下一个话题很快就是另一种生活。

众生即文学，如何完成救赎，才能对抗人生的孤独、伤害和灾难？在一个不确定因素的特殊环境里，秉承悲悯情怀和反思精神，活在当下，活在相安共生的时空里，才能更好地、充满信心地活下去。

作者简介：武淑莲，宁夏固原人，宁夏师范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