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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页上的尘与光

魏邦荣

网页上一度置顶的两则消息,引起了我的关注,并进行了延伸阅读:一是《低头族调查:89.2%受访者称手机不在身边不踏实》;二是《百岁“扫地僧”,去了天堂图书馆》。

两件事情,均与阅读有关。

低头族沉湎于玩手机,不但会上瘾,甚至会在不知不觉中变得焦虑。心理学家称,这是一种“流行病”,且有患者越来越多的趋势。国内有的医院专门开设了网瘾门诊,一些学校禁止学生上课带手机。越南有些家长,将患网瘾的孩子送到深山禅院,修行、静心、治病。

但凡是病,中西医,疏与堵,总有医治的办法,至于治疗效果,就不得而知了。

我们不妨将目光从手机屏上移开,研究一下“扫地僧”沈燮元,或许可以找到理想的答案。

沈燮元是国内版本目录学领域的元老级人物,和古籍打了一辈子交道。老先生曾说,我在南京图书馆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编目,第二就是为馆里买书。南图“镇馆之宝”十大珍品古籍中,有两部是由沈老买回的,经他购回的古籍善本多达数千种。

在浩如烟海的古籍当中,甄别并购回数量可观、质量上乘的珍品与善本,需要眼力、脚力和心力的互相加持,非信念恒定者难以实现。

我到南京出差时,曾慕名前往南图,想看一看“镇馆之宝”真容,遗憾未能如愿。其中一本稀世珍品,如何从北宋金粟山广惠禅院,几经辗转,到了铁琴铜剑楼后人手里,最终被沈燮元如获至宝请回南图,其间发生了哪些故事,引发了我的好奇与想象。

“书是水,我是鱼”,在古籍堆里心无旁骛走下去的沈燮元,如鱼得水。在朝夕变化的互联网时代,如老先生这般的“扫地僧”太稀缺了,他拂去了众多古籍纸页上的尘土,为历史过往留存下了珍贵印记与光亮。

北京琉璃厂文化街,我曾光顾过几次,街道清幽,建筑古朴,老字号里有年代感的文房四宝,能让匆忙的时光瞬间慢下来。

很喜欢“中国书店”内静谧的氛围,各种版本的线装书,端稳地排列在书架上,角落里的古籍修复师,神情庄敬,动作轻柔,生怕破损了延续在纸页上的文脉。

老店里的陈设与气息,似乎都在等久别重逢的知己。听顾客讲,倘若运气好,可遇见名家的旧藏。一位老店员向我推荐了由扫叶山房刻印的《徐霞客游记》,可惜囊中羞涩,那个年代尚未流行手机微信支付,只好抱憾地离开。

扫叶山房,很好的名字,取古人“校书如扫落叶,随扫随落”之义,是清代最负盛名的民间出版机构之一,数百年间刻印发行古籍2000余种,在1955年停业。

几年后,到南京参加文化活动,与当地的朋友聊起北京琉璃厂的中国书店、扫叶山房及其往事。朋友是个有心人,数月后从扬州寄来了由广陵书社出版的线装书《徐霞客游记》。

“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年过半百再读徐霞客,觉得作为旅行家的徐霞客,也是一位好记者,比地理学家、文学家的徐霞客,更有魅力,也更值得研究。响亮的名号,往往是用双脚走出来的。

去年以来,“天才译者”金晓宇,进入了更多人的视野。少年时,他在一次与小伙伴玩耍中遭遇意外,导致左眼失明。童年的生理事故,为少年及至成年后的心理危机埋下隐患,他不幸患上了躁郁症。

幸运的是,病中的他保持着看书的习惯。用6年时间,自学德、日、英语,看遍了浙江图书馆里的外语小说,并迷上了翻译,历经10年,翻译了22本书,共计600余万字。在这些书籍所承载的思想世界里,他狂躁的情绪找到了安宁之所。

人与人因书而结缘,人与书经历着世间的悲欢离合。

因内心喜欢清静,搬了几次家,距离闹市越来越远。用不上的旧家具,有的留给了新房主,有的被收破烂的处理了。不舍得丢弃的,是那些陪伴自己一路走来的书籍。

喜好书的人,心灵大抵是相通的。学弟刘长虹大学毕业远走新疆,将自己珍藏的线装书《老学八篇》赠予我,著者为国学大师陈柱先生,自序落款为:民国十六年三月十五日,于上海大夏大学。

再过几年,这本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书籍就100岁了。从南到北,不知其在多少读书人的案头做过停留,老子的哲学思想,写书人的初心,或鼓舞或慰藉过每一位深度阅读者。“绢寿八百,纸寿千年”,将满百岁的书籍尚属少年,从指尖划过、纸屑落地的境况看,修复及保存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籍,是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

好友张占明在上海成家立业后,专程回宁安置陪伴自己多年的书籍。我将他舍不得淘汰的旧书,暂时运到我家并专门开辟了书架。一个人读过的书里,驻守着最真实的过去。我曾与占明开玩笑说,等你退休回故乡,一起登顶贺兰山,在星空下自由自在地朗读。

面对书卷盈架,我在心里问过自己,当我们有空闲时,是捧读我们收藏的书籍,还是翻看存储海量信息的手机。当人们把越来越多的服务功能交给手机,我们本可以给生活留出的闲暇时光,也被手机在不知不觉中“绑定”了。

那种梭罗式的瓦尔登湖,不适宜活在当下的所有的人。不过,在大千世界里,留一处小千世界给自己,坐在阳台上迎日出,看夕阳,读好书,去冥想,这种生活状态是可以做到的。

“这段时光并没有从我的生命中扣除,相反,它恰恰在上天施与的光阴上又增添了不少,我因此领会了东方人放下劳作、沉思默想的用意。”梭罗写于十九世纪的文字,希望今天依然有共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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