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进行至凌晨3时，我已有些疲倦，透过办公室窗户，夜色漆黑、浓重。突然觉得，夜空中该有一轮圆月，或者月牙，可偏偏没有。惆怅之余，思绪回到以前。

那是2003年一个酷热的午后，学校突然放了假，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收拾了各自的书包，有些恐慌，却似乎又有些兴奋地往家跑。一时间，漫山遍野的山坡上，满是背着书包的小孩子，说着，跑着，笑着，包括我和弟弟。

“小碎怂，不赶紧往回跑还说啥着呢！”

在通往村子的山头上，大家被突然的“呵斥声”镇住了。孩子们定睛一看，几乎异口同声喊道：“是民强爷爷！”

“民强”是弟弟的学名，爷爷说取自“国富民强”一词，但是爷爷又时常念叨说“民强了，国家自然会富。”总之，弟弟的这个名字饱含着爷爷对国家的热爱和对弟弟的期待，寓意甚好。在老家，但凡家里有满地跑的娃娃，大家都习惯给家里的大人冠以“某某爷爷、奶奶或某某爸爸、妈妈”的“名讳”，并不以长辈们的真名相称，且多以家里男孩子的名字优先。

待其他孩子在爷爷的呵斥声中向家里跑去后，我和弟弟才惊奇地问爷爷，为什么要坐在山头上，是不是知道我们要放学了……

爷爷没有立即回答，而是习惯性地脱下他那露着脚趾头的老布鞋，在旁边的树上磕了磕尘土，给我垫到屁股下面，然后望着远处的山和庄稼田，熟稔地边卷老旱烟边慢吞吞地说：“有传染病了，说是叫什么‘非典’。村上让我守在这儿，不让外村的人进咱们村子，也不能让咱们村里的大人娃娃出村子……”

“爷爷，这病很吓人吗？”

“嗯，说是严重的话能要人命。”

“你们两个快回去，不要到庄里乱跑，不要找碎娃娃耍……”

我似懂非懂地和弟弟背着书包往家里走，不经意回头，爷爷头顶稀疏的白发在风中摇摆，露出光亮的头顶。

回到家，奶奶正蹲在厨房门口给爷爷熬罐罐茶，过年时喝过饮料的易拉罐已经被火炉里的烟熏得漆黑无比。奶奶边掏出裤兜里洗得发白的手绢擦着额头的汗珠，边一罐接一罐地往爷爷的老茶壶里倒茶，不住念叨着，满是忧虑。

老茶壶装满后，因为担心弟弟太过调皮会把茶水弄洒，也怕弟弟被滚烫的茶水烫着，奶奶嘱咐我拿去给山头上“值守”的爷爷。8月午后三四点的阳光还是很毒辣的，照得大地疲惫不堪。枯黄的玉米秆似乎承受不住一个玉米棒子的重量；蔫掉的洋芋蔓没有一点生气地耷拉着干枯的叶子，全然不顾脚下裂了缝的土地里，埋藏着怎样的喜悦；不挂一片云彩的天空瓦蓝瓦蓝的，不见鸟飞过的痕迹。放眼望去，远处山头上被糖尿病折磨得黑瘦黑瘦的爷爷，像极了一只“老猴子”，头顶秃亮，耳朵瘦尖，沧桑而略带喜感。

看我走得气喘吁吁，爷爷远远喊着：“缓缓……缓缓再走……”可是，孩子天生是叛逆的，爷爷越喊，我越爬得快，咬着牙也要爬。直到一抬头，满眼都是山峦重叠的风景与一望无边的天际，划过脸颊的来自山谷的风，以及望着我的爷爷。

我喜欢坐在山头上静静地远眺，尤其是坐在爷爷身边。那一刻，微风里总会飘着爷爷的旱烟味儿，也飘着稻谷的醇香。那份独有的美好与凉爽，不论何时回忆起，都会让我的内心无比平静与坦然，似乎生活的苦难与不顺从不曾将我为难。

至于“非典”什么时候结束的，我已记不太清。只记得爷爷每隔几天，都会抽空去山下的村子一趟，找一个叫“仲家”的赤脚医生，赊一种叫“板蓝根”的冲剂给我和弟弟喝。那是一个印着草药图案的白底硬塑料袋，里面装着很多和大袋子图案一模一样的小袋子，小袋子里装着像鱼食一样的颗粒，干舔着吃很甜，冲水喝也甜。但是爷爷奶奶从来都不喝，我问为什么，爷爷总是倔强地说：“我一把老骨头，不怕死，不用喝！”见我神情紧张，奶奶总是笑着说，这是给小孩子喝的，大人不用喝……可是，我明明见邻居家的大人也在喝。

大概爷爷至今也不知道，没有父母在身边的那段岁月里，我是多么害怕听到有关他和奶奶“会死”的话语。就如同那时候的我和弟弟，永远不知道爷爷的病有多严重，兜里到底有没有钱。

爷爷的坟头早已长满青草，土添了一年又一年，没人再提“非典”这个词。只是在一个早晨，家人突然告诉正在坐月子的我，小区有人值守了，是为了抗击新冠疫情。隔天，远在甘肃老家的爸爸给我打来视频电话，他正裹着厚厚的军大衣，戴着暖帽，搓手跺脚地站在村口新修的公路路口，说村上派他在村口“值守”。挂了电话，我心里顿生担忧。

好在如今疫情退去，结束产假的我正常回到了工作岗位上。

那一天，走在熟悉的上班路上，我感觉到阳光从未有过的美好与珍贵，自由与热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