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水洞沟旧石器时代遗址被发现，开启了宁夏现代考古的新纪元。100年来，宁夏考古人历经数次科学系统考古发掘与研究，建立了宁夏地域历史发展的考古学时空框架，丰富了宁夏的历史文化内涵。
8月7日，作为纪念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世纪华彩水洞沟”暨“宁夏考古成果展”在银川举行。这场展览，给考古爱好者上了一堂宁夏历史大课。
一 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
水洞沟遗址位于灵武市临河镇，黄河支流边沟河两岸。于1923年发现并首次发掘，是中国最早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首次发掘进行了12天，发掘的石器总量达300公斤以上，还发现有大量的古生物化石，包括鬣狗、羚羊、牛、犀牛和马等。“水洞沟遗址的发现和发掘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开篇，纠正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因此，水洞沟遗址也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高星说。
1960年，中国和前苏联古生物考察队联合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这也是中国学者第一次发掘水洞沟。1963年，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开拓者、著名旧石器考古学家裴文中先生，带队对水洞沟遗址进行又一次发掘。此次发掘首次发现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包含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两组不同的地层。1980年，为了进一步探索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的文化内涵，宁夏博物馆和宁夏地质局区域地质考察队对第1地点进行了联合发掘，此次发掘经历了38天，发现了6700余件石制品和古生物化石标本。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共计发现了12个旧石器遗址点，构成了分布于边沟河两岸的水洞沟遗址群。在跨越距今4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漫长时间里，水洞沟的古人类留下了大量的石器、骨器、装饰品、动物骨骼化石以及火塘等数以万计的遗物、遗迹。高星告诉记者，水洞沟遗址因其特殊的石器技术、不同时期的人群变化、复杂的环境演化背景，成为中国北方乃至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对解决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东西方文化与人群交流以及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课题有着重要的作用。目前，以水洞沟遗址考古材料为研究对象，出版发掘报告3部，博士、硕士论文10余篇，国内外期刊发表理论研究文章百余篇。2021年，在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之际，水洞沟遗址入选中国考古“百年百大考古发现”。2022年，水洞沟遗址成功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
高星说，自200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开启了长达20年的合作。2003—2007年，发掘了水洞沟遗址第2、3、4、5、7、8、9、12地点，此次发掘是中国旧石器考古发掘新方法、新理念的首次大规模运用，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研究水平，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在长期合作过程中，我们不断探索、创新旧石器考古发掘和研究方法，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的数字化发掘流程。目前，这一工作流程也从水洞沟走向全国，被其他地区多个发掘项目采用、借鉴。水洞沟遗址是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它的百年历程也是中国旧石器考古产生、发展、壮大的过程，见证了一代又一代旧石器考古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之路。
二 见证远古中西交流 促进现代国际合作
水洞沟遗址从发现之初就在国际上受到关注，一方面，因为它是中国最早发现并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推翻了“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论断。另一方面，水洞沟遗址第1地点发现的勒瓦娄哇技术的石制品，对探讨东西方文化和人群的交流，探索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模式等重大国际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其构建起了水洞沟遗址距今4万年至1万年左右的文化发展序列，为中国现代人起源‘本土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提供了支撑，在‘东亚地区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等一系列国际重大学术课题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上享有重要的学术地位。”高星说。
“水洞沟遗址的发掘与研究，离不开中外学者的合作与交流。”高星告诉记者，1960年，新中国成立后对水洞沟遗址开展的第一次发掘，就是由中国和前苏联专家合作进行的。进入21世纪以后，水洞沟遗址的发掘由中国科研机构主持，其间有美国、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的学者来到水洞沟遗址，一起参与田野发掘和学术研讨，他们也为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提供了必要帮助。2013年举办的水洞沟遗址发现90周年纪念大会及相关国际学术研讨会，有来自13个不同国家的学者参与，探讨了东亚和欧亚大陆地区旧石器晚期人类之间的关系。中国学者和国外学者发表的关于水洞沟遗址的研究成果亦不胜枚举。
三 管窥“水洞沟人”的远古生活
“4万年前的‘水洞沟人’竟用鸵鸟蛋皮做装饰品，而且穿孔小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这也太神奇了。”参观展览时，宁夏博物馆副研究员李鹏感慨道。
高星表示，“从水洞沟遗址发掘出土的石器、动物骨骼、火塘等遗迹、遗物，结合古环境研究成果，可以窥见‘水洞沟人’的生产生活场景和生活状况”。
水洞沟地处毛乌素沙地边缘，周边有沙漠、荒地、草原，同时，水洞沟处在黄河边上，这里有很多湖泊湿地，水资源、动植物资源相对比较丰富，古人类主要通过狩猎采集获取食物。“在发掘过程中，我们发现了很多破碎的哺乳动物骨骼，骨骼上有切割和敲骨吸髓的痕迹，可以判断这是古人类狩猎、肢解、敲击所产生，并且食用、利用了这些动物资源。从出土的尖状器、边削器、端刮器等石器的功能分析，可以推断出古人类猎杀、屠宰、肢解动物的行为，大量的火塘则说明古人类用火加工食物的行为。对植物资源的考古发现，在此地有二三十种可食性的植物食材。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工具上留下了加工动物或者植物的残留物。同时，因为这里有河流，有丰富的原始人类制作石器的原料。”高星说。
高星表示，“水洞沟人”在不同时期制作了不同技术特点的石器，水洞沟遗址第2地点的古人类为了更好地打制石器，用火来加热石器原料，使其更利于加工出锋利的边缘。除此之外，他们还利用鸵鸟蛋壳制作各种装饰品。通过一系列考古发掘可以看出，水洞沟遗址的古人类选择水洞沟湖泊连片、水草丰茂的地方作为栖身之所。在第2地点和其他地点发现了密集分布的火塘，这表明“水洞沟人”已经开始集中、聚落式居住。“水洞沟人”在用火等方面是“非常出彩”的，比如将石头用火烧烤后制作出规整的锋利石器，这是用火来改造原料的一个发明，后期人类制作陶器、金属器物都是对这种技术的延续。
此外，在距今1.2万年左右，“水洞沟人”发明了特殊的用火方式——石煮法，就是将石头烧热后放入水中，达到将水中食物煮熟的目的。“他们在这里制作石器、猎捕动物、采集植物，熟练掌握了用火技能，并开始产生原始的审美观念。”高星说。
水洞沟遗址发掘过程中，在好几个遗址区还发现了鸵鸟蛋皮制作的装饰品，制作精美，能看出很多都是先打出毛坯，然后把边缘磨圆。高星说，虽然在磨圆的过程中没有那么精细，因为有一些做坏的废品和半成品，但可以看出这些装饰品的制作过程，蛋皮中间会穿孔，还会用磁铁矿物粉染色。
“这表明古人类的一种审美，还有对身份族群的认知。”高星认为，这或许就是某个族群特有的标志，这个文化符号元素的出现，是人类对社会关系的稳定或更加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一种处理方式，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发展阶段。
四 研无止境期待发现人类化石
“水洞沟人”到底是什么人？是我们本土的人，还是混血，甚或是由外来人群迁徙而来共同演化成我们今天的人类？他们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里？高星表示，这些可以称得上“未解之谜”的重大问题，都有待未来发掘、研究，从而阐释这些问题。
“水洞沟是一个遗址群，目前，我们发掘的面积非常有限，地点也非常有限，都是在一些沟隘的边边角角做一种抢救性发掘。因为这些位置若不发掘，它就会坍塌毁坏。”高星说，之所以不大面积挖掘，一方面是要把更多的遗产保存下来，留给后代学者进行发掘研究。因为到那个时候他们会有更好的科技手段和研究能力。另一方面，当前力量有限，虽然每次相对来说队伍比较大，但因为这种精细的发掘，进展非常缓慢，假如发掘面积很大，根本做不过来。留下大量空间，也是为未来的发掘研究奠定基础。此外，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人类在水洞沟生存演化的许多细节没有被捕捉到，在不同部位、不同地层里可能还会保留一些不同时段人类活动的细节。
“当时的人因为不定居，所以他们的遗物遗迹会以分散的方式来分布，那么我们发掘的面积越大，可能得到的材料和信息越多，会把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解决了。”高星表示，这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迄今为止在水洞沟还没有发现人类化石。
高星告诉记者，虽然在发掘第一地点、修路的过程中发现过一块人的头骨片，但不是正式发掘出来的。由于时代不是很清楚，再加上这块头骨片比较小，不能对它的形态，包括遗传信息很好地提取和分析，所以未来假如能够在不同的时代地层里找到人类化石，对他们的形态进行研究，对遗传信息进行提取和分析，那么就可以明确，“水洞沟人”到底是什么人，他们从哪里来，后来又去了哪里。
21世纪以来，水洞沟的考古发掘一直由高星主持。水洞沟是他回国后选择的第一个主动发掘的遗址，也是他培养学生最主要的野外课堂。2002年至2003年，高星带领团队先后两次在灵武边沟河流域及彭阳地区开展考古调查，新发现20处旧石器时代地点。此后，高星多次带领团队走进水洞沟遗址进行发掘。
“学无止境，研无止境，我们会继续发掘研究。在新的百年起点上，水洞沟遗址将继续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文旅融合等方面发光发热，为中国旧石器考古学的不断前进贡献力量。”高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