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的“令”是长期以来人们口耳相传逐步形成的相对固定的花儿曲调，既丰富多彩又意趣生动。花儿共同区范围很大，覆盖甘、青、宁、新等西部多省区，地方不同，民族不同，风俗相异，则花儿的令名各有所取又不尽相同，产生出一个令人眼花缭乱的“令”的世界。据统计，仅“花儿海洋”青海一省就有150多种花儿曲令名。花儿在哪里，曲令就在哪里；花儿有多丰富，曲令就有多丰富。曲令是伴随着花儿一同高跃或贬抑。有了“令”的支持，花儿在提升文学气质、表达主旨情绪、淬炼音乐形象、增加艺术情趣的同时做到了分门别类，利于掌握和传唱。

自古及今，“令”是汉语言中一个高频使用词，词性多意向广。作为词调曲调只是“令”的诸多意向中的一个，此种功能多见于唐宋词及元曲，如《调笑令》（唐·韦应物）、《十六字令》（宋始广泛使用的一种小令，至今沿用）及《人月圆》《山坡羊》等元曲令名。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花儿以中国民间文学艺术传统音乐一员之身份，能和“令”结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为幸事。

然则纵观花儿在西北乃至更大范围记录、流布、传唱的全部过程和经验我们承认，宁夏以外广大花儿色彩区的花儿基本上都是“有令”的，独宁夏花儿“无令”，算得上是独树一帜了。“基本上”“独”是说新疆、甘肃一些地方曲令也不完善，但不拒绝曲令；宁夏“无令”却未见提倡曲令。宁夏花儿学者刘同生先生在《宁夏花儿精粹·综述》中对宁夏花儿“无令”是这样描述的：“除原有固定衬词衬腔的小调化、曲牌化的花儿有调名以外，其他民间俗称为‘干花儿’或‘阿哥的肉调’，习惯以主句及关键句做歌名，没有以地名或族属等做歌名的习惯。”如“我唱个花儿你不用笑，我解了心头的急躁；急躁地急躁地胡唱呢，你当我高兴着唱呢”，就是择其首句“我唱个花儿你不用笑”为名的，无令名。

作为一种音乐方式和手段，有没有令名对花儿文化本体并无太大妨碍，但于传承传唱，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因为，从音乐学分类学的角度视之，“令”是记录和传唱花儿的好方法，分门别类，方便实用。打个比方，一次大型花儿演唱活动，近百个节目，其中10个是《黑猫娃卧在锅台上》（题名），歌手们选择的不同曲令（令名）就能将它们一一区分；反之则会造成区分困难、感觉混乱。据此而言，宁夏花儿“有题无令”只能算是历史事实和传统，算不上特点和优势——一曲一词，固定性太强，无可置换，不符合花儿“一词多曲”和“一曲多词”的传唱特点，在记忆、区别和传承上存在着较大的局限性，客观上更是否定了宁夏令调式花儿的存在。笔者想要说的是，假如宁夏六盘山花儿也顺应时代以“令”相称，则“天下一统”。因此，我们应该在宁夏推广和宣传“令”而不是否定和拒绝“令”，它不仅适用于河湟花儿，同样适用于山花儿，它的音乐价值不止一面。

一分为二地说，宁夏山花儿“无令”是成立的，它是宁夏原生的“具有某种花儿特征的区域性山歌”（张君仁《山花儿及其若干问题》<《中国音乐》2002年第2期>），没有谁对它做过“令”的规定。而宁夏河湟花儿“无令”是不成立的，因为河湟花儿源于“有令”的甘、青河湟地区，主要源于被宁夏人习惯称作“河州”的甘肃临夏地区，它应当是和它的令名一同流入宁夏的，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就是否定了宁夏数百年前就已经开始的移民历史，这关系到河湟花儿在宁夏地区传承传唱的最初形式。换言之，只要你承认宁夏有河湟花儿的存在，你就得承认“令”在宁夏的存在。

“令”行天下，必有缘故。

第一，甘青学界的普遍性认定。学界的认定是以宁夏花儿是从甘青地区河湟花儿、洮岷花儿流传和衍生而来为前提的，甘青花儿是“源”，宁夏花儿是“流”；“源”花儿讲究“令”，“流”花儿就没有不讲究“令”的道理。王沛先生主编的《中国花儿曲令全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7年）是这种认定的行为结晶。书中，和甘肃、青海、新疆、陕西等广大“有令”的省区一样，王沛先生按传唱地将宁夏花儿做了令名归集处置，如固原令、西吉令、同心令、海原令等。而如同心的令调比较多，则在“同心令”后加上序号一、二、三…递增区分，有人称之为“子母令”。除此之外，该书所引卜锡文先生在同心县下马关和纪家两地采集的两首令名分别叫“下马关令”和“纪家令”的花儿，已经具体到大地名下的小地名了。“下马关令”在张君仁先生《花儿王朱仲禄——人类学情境中的民间歌手》（敦煌文艺出版社，2004年）中，令名即歌名，以令代题，而且是2个调令的谱例。著名民族音乐家乔建中先生《“花儿”曲令的民族属性及其他》（《中国音乐》1986年第2期）也认为，花儿的四个“曲令群”中，以“河州大令”“河州二令”“河州三令”“水红花令”“尕马儿令”“白牡丹令”等为代表的主体曲令群，不仅流传于甘青河湟地区，也流传于宁夏地区。张连葵先生《“花儿”的令名及其艺术特色》（《中国音乐》<季刊>，2005年第3期）的引述可以佐证上述观点：“从《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甘肃和青海卷中来看，在宁夏地区流行的花儿有四十几个令六十多个调子，占花儿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由此可见，宁夏以外学者们并不认为宁夏花儿“无令”。

第二，宁夏民间的集体实践。花儿及其连带的全部表达形式手段均源自民间。无论学界还是官方，不管他们情愿与否，认可与否，花儿的原生土壤民间已经身体力行，先行先试，将宁夏六盘山花儿统一称作“六盘令”了。这种情形的发生与互联网的推波助澜有关——当宁夏民间在互联网视域下受到大西北花儿风的不断冲击，宁夏花儿的“无令”使民间明显感觉到了缺失的不适。“六盘令”应运而生，其和互联网在本地的使用差不多是同步的。

第三，宁夏花儿学界的责任。在为宁夏花儿冠以曲令的过程中，花儿学者，特别是宁夏花儿学者绝无可能置身事外。因为，我们面临着这样的窘境：第一，宁夏花儿对曲令的主客观需要，学界（宁夏以外）和民间（宁夏以内）已经走在了前面。当然像目前看到的仅以地名为令名的方法显然是单调的，缺乏统揽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第二，曲令的滥用。在民间，只要是宁夏的，哪怕它有数十种、上百种调类唱法，只通通一个“六盘令”了事，这种做法有失笼统和简单——我们既然有了使用曲令的准备，那就得系统和科学，至少也应该是一类曲调一个令，包括这个曲调的多个派生调、变异调在内。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把引入、创制和使用曲令的重大任务完全交由民间。宁夏花儿学界应该有所认识和行动，认真研究，做足田野，以期对宁夏花儿曲令进行学术方面的探讨和规范，既完成曲令冠名，又避免滥用，一举两得。笔者支持宁夏花儿冠名曲令，但需合理。

当然我们也注意到甘青花儿中“令名即歌名”“以令代题”“有令无题”的问题，这和宁夏花儿“有题无令”在分门别类方面的限制是同样的道理。我们所说的“有令”是相对于题名、令名并举而言的。

必须提醒的是，鉴于山花儿与生俱来的天性禀赋，甚至河湟花儿在宁夏入乡随俗的环境化生成，宁夏花儿生态既是自然的，也是多维的和复杂的，强以令名干预是否必要和可行是关系宁夏花儿的重大学术问题，不可不慎重。

作者简介：马剑龙，中共党员，宁夏同心人，自治区级花儿传承人，花儿研究者，编著《同心花儿》《同心小调》等花儿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