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 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主席，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断层》等12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70余部。曾获鲁迅文学奖、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五十三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

记者：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石嘴山市列为“全国十大煤炭基地”，为宁夏挖出第一吨煤、炼出第一炉钢、发出第一度电，撑起宁夏经济的半壁江山。如今的石嘴山市正在建设产业转型示范市，并提出打造“城市文学、工矿文艺”高地，对此，您怎么看？

刘庆邦：石嘴山市打造“城市文学、工矿文艺”高地可以说是正当其时。进入新时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现代化进程都非常快，我们国家的制造业在全世界都是领先的，但我们的文学对此表现还是不够的，尤其是城市文学和工业文学。

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中国作家协会启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我的长篇小说《花灯调》也入选了这个计划。但我觉得，这需要工业题材的创作齐头并进。宁夏作家长期以来一直以乡土写作为主，代表性的作家有郭文斌、石舒清、马金莲等，工业题材比较缺乏。现在石嘴山市提出了打造“城市文学、工矿文艺”高地，是一个创新，希望宁夏以此为目标，在重点作家联系、重点作品扶持、青年作家培养、工业领域采风、系列作品出版、重要作品研讨推介等方面加大投入、持续用力，全方位、多视角展示以石嘴山市为主的辐射宁夏老工业基地的厚重与生机，深刻挖掘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喜怒哀乐与酸甜苦辣，力求推出更多反映新时代宁夏的精品力作。

记者：从农民、矿工、记者成长为一名作家，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刘庆邦：一个作家的写作，要有自己的精神根据地。作家的写作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根据地，那写作就没有根基。

我的精神根据地第一个是我的农村老家。我在农村长到19岁，初中毕业以后就回家当农民挣工分，什么活都干了，写了大量的乡土题材小说。第二个精神根据地是煤矿。我在煤矿工作、生活了9年，在井下当过采煤工、掘进工、运输工，还谈了恋爱，娶了妻生了子，所以，煤矿这个体系我熟悉，作家写作和矿工挖煤实际上差不多。地下的煤分了很多层，需要一层一层往下挖，每一层都不一样。可能你觉得已经没有了，可是真要挖起来，说不定还能挖出来，质量也许会更高。第三个精神根据地就是北京。1978年我从煤矿调到北京，在北京生活了快50年，也有了很多的城市生活的积累，开始写城市小说。我在前年开始写北京生活的系列短篇，从“保姆”切题，写了十几个保姆的故事，她们年龄有大有小，来自全国各地，操着不同的方言，随着打工进城的大潮来到北京，进入到不同的家庭服务，有着不同的遭遇。有的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城市，有的却很难和雇主处理好关系。我觉得保姆虽然都是从农村来的，但是她们像打入城市的尖兵一样，看到城市生活中的好多秘密，选这个切入点更能体现城市的特征。所以说，在精神根据地不断扩大的同时，提供给作家的创作素材也越来越多，可写的东西非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