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车正在银（川）西（安）高原上风驰电掣。

窗外，繁荫遮盖的白杨，像一只只受惊的鸟儿从窗前一掠而过；远处，黛色迷蒙的山峦，犹如大海中一群逍遥嬉戏的鲸脊，时隐时现、连绵不断；近处，碧绿成片的春玉米，点缀在一望无垠的金黄色麦浪中，随风飘来的麦香味儿，擦过车身，挤进车窗，顽固地钻进我的鼻翼，不由让我追忆起母亲烙饼的麦香味儿。

母亲是一位勤劳朴实的农家妇女。不识字，个头不高，她烙饼的手艺曾经让村子里的同龄主妇们自愧不如。

那时，母亲烙的饼既没有泡打粉，也没有干酵母。她用的都是供销社里买回来的、廉价的碱面儿。

记得，刚丢下早饭碗，趁生产队队长公鸭似的“催工”嗓音还没有响起，母亲便端来常用的面盆，舀来足够的面粉、清水，把面粉与清水搅和在一起，经过反复抄拌、弯折、扭转、搓揉，不一会儿，面粉就和清水糅合在一起形成面团。当面团的表面光滑度达到理想的效果之后，她拿来面板覆盖在盆口上把它静置在一旁，醒着。

中午，生产队收工了。母亲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揭开面盆上的面板，查看静置面团“醒”的效果。见面团已经膨胀、蓬松开来，她便洗手、挽袖，把事先准备好的碱水兑入面盆中，一边兑碱水，一边轻揉。等碱水均匀地、充分地被面团吸收之后，从盆中取出面团，切成大小相同的面剂子，再用擀面杖擀成适中的面饼，开始生火烙饼。

那时，农村用的锅灶不像城里烧的炉子，我们家家户户用的都是自制的土灶。

，从来不需要第二个人帮忙。村子里主妇们烙饼，一般是两人。一个在锅上，负责翻烙；一个在锅下，负责烧火。即使这样，她们常把锅中的面饼烙糊。母亲虽然一个人，但她从来没有失误。有时，一旁闲着的父亲实在过意不去，凑过来想帮助母亲一把，母亲说：“别添乱。”

母亲烙饼用的柴草，或是经过碾轧后的麦秸或稻草。等铁锅烧至七八成热之后，她双手托起擀好的面饼舒展地放入锅中。随后，一边续火，一边照看面饼。等面饼饱吸热量，蒸发去多余的水分，两面呈现出金黄的颜色，她拿起锅铲，熟练地挑起面饼把它放置在一旁的干净簸箩中。

刚出锅的面饼色泽金黄、香气四溢，犹如一轮初升的、金黄的圆月。随后，母亲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继续重复着上一次的程序。

等所有面剂子烙完，母亲收拾好面板，拿起菜刀，把簸箩中的一个个“金黄的圆月”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整齐地码放在簸箩中。接着，她端来腌渍好的嫩绿的蒜薹、萝卜丝，拌上切成细丝的鲜红辣椒，淋上几滴香油，再把熬好的玉米粥端上来，别说饥肠辘辘，就是酒足饭饱，我照样能吃下去一个“金黄圆月”。

每每如此，母亲便坐在一旁，一边擦去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爱怜地看着我。

工作以后，我所在的单位离家20多公里，每次回家母亲总要为我烙一次外焦里嫩、香糯可口的面饼。饱餐之后，母亲把多余的面饼用塑料袋装好，吩咐我临走时带上。

就这样，直到年过八旬，母亲才恋恋不舍地歇下手来。

96岁高龄的母亲因年迈体衰又感染新冠，辞世了。她烙饼的麦香味儿永远留在我的唇齿间、记忆里。

此刻，坐在车窗前，火车正以雄浑悲壮的气概奔向我的家乡。

母亲烙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