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宁夏石炭井中学读书的那段时光让我很难忘。

上世纪八十年代，石嘴山市大峰矿学校还在建设初期，没有高中部，只有小学和初中部，上高中只能去石炭井的一中和二中住校。那年，顺利考上高中的我，要去石炭井上学。为了解决我上学住宿的问题，父亲几次乘车去石炭井拜访他的同乡。父亲不希望我住校，就将我安排在学校附近的山东老乡徐伯父家里。在徐伯父家那几间窑洞式房子里，我一住就是2年多。

徐伯父在一次矿难事故中不幸丧生，留下没有工作的妻子和5个子女。矿上除了每月补贴给徐伯母一些抚恤金来维持基本生活外，安排她的大儿子去矿上上班，勉强支撑着风雨飘摇的家。几年后，徐家的4个子女陆续工作、成家，只剩下一个小儿子小财和徐伯母一起留守在窑洞里生活。

徐家很简陋，没有台灯，更没有电视机、电话，只有一盏昏暗的灯和一台缝纫机以及占据了半间屋子的土火炕。我在徐家住了下来，和徐伯母、小财3个人同住一屋，同睡一个被烟煤烧得热乎乎的大通铺土炕上。每晚写完作业，我就一个人呆坐着想家。徐伯母看出了我的孤独，就坐下来拉着我的手和我聊天，每当聊到徐伯父生前的一些事时，她的眼角就会溢出晶莹的泪水。慢慢地，我的话也多了起来，给他们娘俩讲学校发生的一些趣事，每晚睡前还会读小说给他们听。徐伯母家后屋有一本王朔的《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我每天给他们读，尽管他们听不懂，但也耐心地听着我读完，而我却在阅读中感受到了生命的美好和复杂，也让我对生活和人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这部小说成了我人生中难以忘怀的一部分，也成了我未来思考和探索的宝贵财富。那些日子，白天我去学校上课，晚上躺在简陋昏暗的窑洞土炕上看书。同学很羡慕我的生活，偶尔也有同学跟着我去蹭火炕的温暖，过一把阅读的瘾。

那时，父亲已退休2年了，我家也从大峰矿搬迁到了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因此，每周一次，父亲总要蹬三轮车送我去汽车站，乘公交车或搭乘免费的拉煤车去石炭井区上学。每次父亲都会为徐家母子买些好吃的或营养品，要我带上给他们。而我则装些母亲为我准备好的炒咸菜、炸酱与烙饼去学校当备餐。中午拿到学校宿舍与同学们一起分享，往往会一扫而光。学校食堂是大锅饭，寡淡得丁点油水都没有，大白菜烩粉条是常规菜，偶尔要是加点肥肉，食堂的窗口就会被围得水泄不通。寡淡无味的大白菜吃得久了，胃口反倒被撑大。尤其是晚上放学回到徐伯母家里，一心琢磨着吃食，哪怕桌上剩的一碟素炒土豆片，都能让我惦记半宿。一夜起来好几次，围着那盘诱人的土豆片转圈圈，最后还是忍不住，下手捏着吃光了，才安心躺下睡觉。为了补救我偷吃的愧疚感，我就抢着帮徐伯母干活，伯母不让我干活，也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只是我发现，盘子里的食物一次比一次多。

那时，矿山的冬季似乎来得特别早，树叶还没掉完就开始落雪了。窑洞里寒气逼人，只能依靠土炕的温度来祛除屋子里的潮气与寒凉。记得有一次深夜，熟睡中的我被“砰！砰！”两声巨响惊醒，我快速翻身睁眼一看，土炕爆炸了，炕中间被炸出一个大坑。睡在土炕中间的小财被崩得灰头土脸，披着棉被躲在暗黑的墙角一边抽泣一边哆嗦，而徐伯母整个人已经成了土人，正披着棉衣坐在床边，边扫土坷垃边责怪自己没有修复火墙。那时年纪小，只觉得自己受到了惊吓，并没有设身处地为徐伯母想。现在想想，徐伯母一个人带着孩子真不容易。冬天自己劈柴、买煤，往回扛煤，每晚用大铁锤将煤砸成拳头大的煤块，手掌磨破了，肩膀红肿了，从来一声不吭。她可以像男人一样用扁担一次担2桶水，还能自己打炉膛烧火，更不用说自己买粮食、买冬菜往家搬……但即使累成这样，她和小财一年四季穿的衣服永远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如今，徐伯母早已搬出了那个昏暗简陋的窑洞，搬进了宽敞明亮的楼房。徐伯母也已是90岁高龄的老人，依旧精神矍铄，腿脚利落，日常有女儿在身边陪护着，老人的生活过得简单而温馨。曾经因过度开采而满目疮痍的贺兰山矿区已披上了绿装，曾经从全国各地来支援宁夏的很多煤矿工人也已年迈或不在人世，留在记忆里的矿山生活依然美好，任何时候想起，都如一条小溪流过心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