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无处安放的岁月》是作家李正甫的一部长篇自传体小说，作品的时间跨度有20年之久。全书以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宁夏贫困地区西海固广大农村为背景，以几桩往事连缀而成，展现普通人的生活。主人公“我”羸弱多病，在生活中挣扎，在挣扎中成长。自传体小说的最大特点是真实性，既要融合主体的真实经历，又要展现小说的艺术特点。作者立足于个人成长环境，与地理和时代情绪共振，抒写对儿时生活的深刻记忆与深情回望，展现纯洁的赤诚之心与深厚的乡土热忱。这部蕴含着真实性与时代性的作品，又因为作家的创作修养和人文情怀，显现出思想深度。

创作主体的高度自觉

优秀的作者具备创作的自觉，如果忽略了故事发生的语境，很容易堕落到一个懒惰的思维境地。李正甫先生的创作一直保持身份自觉，他以独到的视角、细腻的笔触书写童心路过的岁月，展现出与众不同的历史场景与生活情调，也让读者得到一份遥远但亲切的阅读体验。他依托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广泛的知识积累，敏锐地抓住自身所处的特殊环境，通过活生生的生活画面更深刻地表达对生活的热爱、对乡土的眷恋，以原生化的乡土经验与平易化的乡土叙述，最大限度完成了对特定时代背景下西北地区生存环境的观察。

那些深刻的生命体验坚定地扎根于作者的精神土壤，释放出源源不断的生命能量。他笔下的地方本身就是艺术品，仅仅是真实、普通、平淡的日常的生活，不需要何等惊涛骇浪，就是弥足珍贵的生活，就足以动人心弦。乡村的渐行渐远加剧了人们怀旧情绪，这些岁月的痕迹，今天读来仿佛天然散发着美感，让读者感受到生活的恒常以及与过去时代的连续。

乡土叙述在中国文学中有悠久的传统和强大的优势，很多经典作品已然立起座座山峰，后人的写作想要有所突破，其实现难度不言而喻。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特殊的文学背景是政治式写作逐渐取代思想式写作，文学的工具化造成时代文化的晦暗不明，艺术上的简单化、概念化现象给文学造成了较为严重的负面影响，乡土叙述很容易局限在以往的固定模式中，不断循环、重复。

李正甫先生对这一问题有清醒的认识，在写作中也就自觉地规避，从而沉潜到具体生活的深处。他克服浮躁文风，绝不粗制滥造，从乡村的一点一滴写起，写原汁原味的日常生活，尽心竭力捕捉艺术形象，反映农村风貌，展现原创能力，折射时代精神。李正甫先生承传并弘扬了柳青、路遥扎根历史土壤、回答时代课题的创作精神，追求作品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有机统一。

深邃丰富的文本内容

当代作家卢新华说，要当好一位作家，不能满足于只写出一本书，还要读三本书，“一本叫有字的书，一本叫无字的书，一本叫心灵的书。”源于在宁夏农村生活的独特经历，作者对农村有着切身、独特的体会与认识；也源于数十年来从政治学、历史学乃至于哲学角度对切己存在与心灵内容执着地追问和思考，作者从不同视角观照、审视与诠释乡村的深刻含义、价值、意义，克服单纯乡土贫瘠落后的狭隘性，这样的“三本书”帮助作者形成了通过文学作品全面、深刻思考农村状况的创作旨趣。

作品以第一人称叙事，通过故事塑造了那个特殊时代环境中形形色色的人物，散点透视出多元的心灵图景。作者仿佛是一位雕塑家，寥寥几笔，笔下人物就被刻画得生机勃勃、个性鲜明。除了主人公“我”以及家人，作者还塑造了很多朴实独特的人物形象。他们演绎着实实在在的日常生活。这些人物身上，没有政治、经济、文化、人性的宏大叙事，一切都是再普通不过的日常，那种体温、那种贴近、那种延续，一言一行盘踞成真实的生活，在作者笔下转化为有笑有泪的生命礼赞，读之令人动容。

多样的人物自然产生多维的视角，得以展现许多身份的不确定性。从历史视角看社会事件、从孩童视角看成人世界……所有这些不同人物的描述视角收获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观察。这个观察过程，也包含着作者深刻的审视与反思。作品中还展现了一些特定时代的特定身份和场景，像生产队长、民兵营长、驻村工作组长，他们举行忆苦思甜大会分享故事，呼喊热血沸腾的生产号子，举起爱国主义旗帜……可以看出作者对那个时代困境中人性的讴歌、反思和批判，但他在思想修辞上的分寸拿捏得恰到好处，尽量保持情感上的节制与冷静。以个体记忆为写作资源的小说在情感表达上的尺度很难把握，记忆之深往往因为情感之切，故事推进过程中种种情结的纠缠，更使得情感复杂化，作者对情绪的把控和表述上的收敛，显示出他不俗的文学创作的功力。

独具特色的语言表达

“中国西部话语”是当代文学、文化研究的一个特殊术语。李正甫先生表现出比较独特的写作风格，其语言表达亦合乎“中国西部话语”的特点。作者在细节的语言设计上有很多巧思，例如作品中数次对淳朴民歌“花儿”的引用。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不同地域人们的穿戴风俗、饮食习惯各不相同，因地理地貌特征而生成的西北民间文化独具特色，与西南的潮湿阴冷、东南的地低海阔、中原的四季分明、“北上广”的繁华喧嚣形成的文化截然不同。

西北地区的许多儿女都是听着唱着山歌长大的，一开口就能把地理环境特点乃至于文化传达给对面的人们，腔调和唱词都可圈可点，除了少年男女，牛羊可以唱山歌、风沙可以唱山歌，一切都从从容容，悠悠然然。“一九天的热炕哎/二九天的冷啊/三九天的野狐子啊没处个钻！阿哥的肉呀/孽障着吃不饱个肚肚子……四更的婆姨哎/五更的个睡啊/六更的光棍儿你把苦者个受……”山歌唱出了生活，唱出了情意，歌声是少男少女爱情的纽带，是生产人员工作的号角，是主人公文化心理的巧妙展现。

描述性语言是组织琐碎性材料的最佳方式，其写作方式将琐碎的材料故事化，读者因此可以一篇接续一篇畅读下来，观得一段相对完整的西北历史文化。整部作品的语言平淡朴素，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使“日常生活审美化”，但其语言又不乏艺术性，这种语言并不能够被简单地模仿，朴实却又很有力量。作为书写乡村的人，他其实早已是离乡者，但他的书写不能不令人想到布尔迪厄的“习性”理论。尽管远离乡土，但作者的身心感知和语言表达早已形成一种稳定的主体性状态，这种主体性与其文学实践长久有效地关联着，这种特别的语言开启更复杂地理解作者与文本之间多重关系的可能。李正甫先生的书写不是旁观者视角，他是记录者，是剧中人，他的努力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乡土文学的当前进路。

《那些无处安放的岁月》这部长篇小说，通过一连串故事呈现了一段宁夏历史与文化的横截面，讲述了主人公“我”耳闻目见的日常与传奇。阅读这部自传体小说，读者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山村，接触各种身份和个性的人物，随同他们的悲欢离合而或喜或哀，自然而然地对他们的遭遇产生强烈的共鸣，在不知不觉中获得有益的熏陶，并由此产生思考，自发参与到作者的再创作当中。

近些年来文学生产的市场化转型改变了文学体制的运作逻辑，数字时代、AI创作使得这样乡村牧歌的笔调更显珍稀宝贵。当然，每个文学参与者都不得不站在现实的地基上理解当代文学的现实与未来。作为新时代中国巨变的感知者、当代文学文化的创造者，从农村生活和乡土文化中发掘资源，或许是支撑小说思想品格和艺术质量的另一侧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