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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地方特色,寻找发展之路

——观新编现代京剧《红高粱》

苏 木

近日,宁夏演艺集团京剧院在宁夏人民剧院为家乡人民上演了新编现代京剧《红高粱》,这既是向家乡人民的一次汇报,也是征战文华奖前一次鼓舞士气的演出。演出完毕,台下观众掌声雷动、眼眶湿润、反响热烈。

自排演以来,《红高粱》所获荣誉众多,曾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第十届中国京剧艺术节优秀剧目奖、第38届田汉戏剧奖剧目奖等国家级奖项,主演刘京荣膺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主角奖。获得这一系列成就离不开政府的支持和京剧院全体成员的“一颗菜”精神,更离不开全本大戏的深度和厚度。

近些年,众多剧院将优秀的现当代文学作品改编成戏曲作品,一方面是优秀文学作品具有好的立意和深度,情节完善,内容完整,文本自带读者基础和社会关注度,有助于戏曲打破壁垒吸引更多年轻人走进剧场;另一方面则是原创力供给不足,戏曲舞台多依赖传统戏,创新能力弱,急缺优秀的现当代题材的原创剧本。基于以上方面,宁夏京剧院将莫言的名作《红高粱》搬上了舞台,既可以通过优秀文学的IP来吸引观众,提升剧团知名度,又可以弱化剧团因为原创基础薄弱而带来的风险。

《红高粱》在剧本和排演方面,很巧妙地将莫言的“意识流”转化为“戏曲诗化”。将文学作品转为戏曲作品,重中之重就在于如何将讲故事精妙转换为抒情怀。

《红高粱》就很巧妙地将二者进行转变,首先体现在对故事情节的删减和改编上,整部剧聚焦在“九儿的命运抗争”和“高密百姓顽强抵抗的血性”上;其次是在整体编排上,以九儿、十八刀、罗汉、曹梦久这四位主要角色进行叙述,有逻辑地丰满人物立体感,四位主要角色并不是割裂存在,而是通过“冲突交织”与“情感勾连”共同撑起《红高粱》的精神内核;再次是体现在合理的群像安排,在整台剧中,群像是多变的,它们有时是“扯闲话”的村民、有时候是抬花轿的轿夫、有时候是手无缚鸡之力的百姓,但他们更是敢于反抗的中华儿女,这些群像没有喧宾夺主,而是作为推动剧情的背景,更好折射出这部剧的主题;最后是剧本与音乐的衔接,《红高粱》完美地平衡了“京剧味”与“土地味”,在整体音乐编排上既保留了京剧西皮二黄的骨架,更融入了像唢呐等高亢、苍凉的北方民间元素,将“雅”与“俗”完美融合,用京韵的“雅”托起土地的“实”,让民间的“野”激发京剧的“活”。

当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被种植在京剧的舞台上时,《红高粱》便获得了“满台红”。“满台红”一方面是在观众群体中获得了很好的反响,另一方面是舞台上的色彩运用。火红的高粱贯穿整出剧,既是舞台布景的核心,更是角色情感与故事情感精神的“具象化载体”。高粱具有蓬勃的生命力,这种蓬勃是炽热的爱情,是流淌的鲜血,更是中华儿女不言败的精神。

《红高粱》是近几年现代戏的标杆之作,更是宁夏近些年来现代戏排演的又一力作。其成功彰显了宁夏京剧守正创新的实力,更是宁夏京剧院“涅槃”的一次重要机会。希望宁夏京剧能够寻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发展道路,深耕地方特色,让京剧的“京韵”与宁夏的特征深度融合,走出一条既扎根传统、又独具地方特色的路子。

作者简介:苏木,本名刘旭,银川市作家协会会员、贺兰县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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