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海原县，一组数字默默诉说着一段长达19年的文化坚守：从0到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从0到151位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自2007年起，海原县文化馆馆长王新林和他的同事们，用双脚丈量黄土沟壑，用双手叩开一扇扇濒临消失的文化之门。这是一场静默而坚韧的守望，将散落于山野乡间的文化火种拾起、点亮、传递。
“拓荒者”的足迹
“那时候，海原已经申报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一个都没有。”王新林的回忆，将故事拉回起点。2007年，时任文化馆副馆长的他接到了非遗普查的任务。彼时，“非遗”对大多数人而言还是一个陌生而模糊的概念。没有经验可循，没有模式可依，文化馆仅有的五六名专业人员怀揣着一纸简单的普查要求，便“两眼一抹黑”地扎进了海原的群山与村落中。
最初的困难不仅是资源匮乏，更是观念上的隔阂。许多村民对“非遗”一词茫然不解，将他们的走访视为“闲逛”。王新林和同事们不得不先当起“翻译者”和“解说员”，用最朴实的语言解释：这些老歌曲、老手艺、老规矩，是咱们祖先留下的活历史，是国家想要保护起来的宝贝。他们从最基础的走访开始，常常一天跑两三个乡镇，徒步翻越数道山梁，交通工具只有一辆旧面包车。记录工具逐渐升级为笔记本电脑、录音笔和数码相机——这些设备在当时已是馆里的“重器”。
“当时就是摸索着，根据要求进行地毯式普查，全县挨个村子去想、去问。”王新林回忆着那段岁月。他们采取土办法：先找到村里年长的老人，请他们回忆“过去有什么特别的”；再通过一个线索牵出另一个线索，像滚雪球一样扩大寻找范围。比如，在寻找刺绣艺人时，先是在集市上注意到一位老太太鞋面上的精巧花样，顺藤摸瓜找到其村落，继而发现整个村庄妇女几乎人人善绣的传统。
这样笨拙而执着的搜索方式逐渐使“花儿”、擀毡、剪纸、口弦、泥哇呜……第一批项目浮出水面。他们对具备突出价值的项目精心准备申报材料，反复打磨论证文本，首次申报自治区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并获得通过。从无到有的突破给了团队最初的信心。
如今，海原已拥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项、自治区级20项、市级15项、县级13项，151位传承人。同时，建设国家级非遗就业工坊1处，自治区级传承基地（点）4处，市级传承基地（点）1处，县级传承基地（点）2处，县级非遗工坊9处，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传承体系。
“我们特别喜欢下基层开展非遗普查这项工作。”王新林说。这种喜欢，是在日复一日的山野行走中、在与传承人的真诚交流里，油然而生的使命感与价值感。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山野深处那些沉默或羞怯的守望者，正等着有人叩响门扉。
大山深处，寻找散落的“声音”
非遗普查不是简单登记，而是聆听故事、感受温度。王新林的记忆里，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与场景都回荡着传承人质朴有力的声音。
寻找“花儿”传承人的经历，充满了山野的趣味与无奈。在九彩乡，以情歌为主的“花儿”，有些上了年纪的歌手当着众人面羞于开口。一位老人曾红着脸对王新林说：“这歌，是心上话，哪能当着这么多人‘嚷’？”工作人员只好将他们请到偏僻的山沟里，他们才能放下羞涩，让高亢或哀婉的歌声淌出。
“有一次，我们听说一个放羊老汉会唱，追到山那头。他远远地看见我们，不知道是干啥的，越喊越跑。等追近了，听说我们是听‘花儿’的，他才笑着等我们。”王新林回忆，那次在山坡上听歌、聊歌，一聊就到了日头西斜。
皮影艺人史录仁的故事则浸透着辛酸与坚守。2009年，王新林在关庄乡找到他时，老人年过七旬，家境贫寒，几箱皮影是他最珍贵的家当。听闻王新林专为挖掘文化而来，这位连“非遗”是什么都不懂的老人紧紧握住他的手，眼眶湿润：“国家现在认这个，好！”五年后，史录仁离世，临终前还惦记着自己的技艺传承。
所幸，火种未绝。2017年，王新林在西安镇寻到另一个皮影世家——魏善义父子。魏善义从父亲手中接过操控皮影的木棍和制作皮影的刻刀，又把它们传给儿子魏岳成、魏岳雷。如今，魏氏皮影已发展成传承基地（点），不仅定期开展演出，更走进校园，手把手教孩子们雕刻、表演。几年来，覆盖数万名学生。“娃娃们喜欢，我这手艺就活着。”魏岳成笑着说，手里刻刀不停，一个栩栩如生的皮影人正在成型。在海原，从史录仁到魏氏皮影，皮影这门老手艺从一盏孤灯变成了一片灯海。
曹氏武术的曹卜儒，不仅精通武术还熟知石磨制作技艺，能讲出石磨上“九齿九槽、九九归一”的民间智慧。如今，史录仁、曹卜儒等一部分最初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已先后离世，但他们被找到、被记录、被尊重的那些时刻，如同在时光河流中投下的锚，让一段即将飘散的文化记忆得以沉淀。
非遗的活化之路
在海原县剪纸刺绣非遗扶贫就业工坊，各色手工作品琳琅满目，耳坠、桌垫、布包、发卡等物件样样俱全，既实用又美观，古老的纹样在现代设计中获得新生，处处透着独特气质。“现在不光我，姐妹们跟着我做，日子都好过了。”非遗代表性项目刺绣、剪纸传承人乔亚茹的话语里充满自豪。
记录是为了传承，而传承需要找到活在当下的方式。面对“难以传承”的普遍困境，王新林与同事们摸索出一套“组合拳”，推动非遗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让传承人们成为文化活力的创造者，非遗也从一个文化概念转变为可见、可感、可参与的生活方式。
首先是“生产性保护”，让手艺带来收益。最初乔亚茹在市场有个小铺子，顺带卖手工鞋垫。“那时候就想，有点手艺，补贴点家用。”被王新林发现后，来自政府的订单让她看到了希望，“王馆长他们把我做的鞋垫当礼品，包装得漂漂亮亮送出去，人家都说好。”她回忆道。这给了她莫大信心，从小铺面发展到作坊，再到2016年入驻免租的非遗孵化基地，她的“千珍绣手工艺非遗工坊”逐步壮大。
如今，该非遗孵化基地的刺绣剪纸产品销往北京、新疆、上海、山东、厦门等地，并走出国门远销中东阿拉伯国家，年收入高峰时达数百万元；带动全县100多户300余人从事刺绣，培训刺绣学员近4000人，真正实现了发展“指尖经济”。
“泥哇呜”制作艺人马志龙则让古老的陶埙走向了更广阔的舞台。马志龙携着作品走出宁夏，参与国内外的文化交流活动，反响热烈。“外面的人没见过，觉得稀奇，又好看又能吹响，买的人很多。”他说。市场反馈让他更潜心研究改良，使传统的泥哇呜音色更美，造型更富艺术感。“传统的泥哇呜也能讨年轻人的欢喜。”现在，他的泥哇呜不仅是乐器，更是富含地方文化符号的艺术品。
面包羊羔肉作为海原独具风味的经典佳肴，其肉质鲜嫩、肥而不腻，是大小宴席上几乎每席必点的招牌菜品。面包羊羔肉烹饪技艺的传承人田宗元，是当地名厨。他将传承重心放在标准化与品牌化上，详细记录选羊、配料、火候等每一个环节，并培训徒弟，确保技艺不走样。“食客的喜爱是手艺传承的基石，有了这份喜爱，这门手艺才能代代相传。”田宗元说。如今，这道菜已成为海原美食旅游的“金字招牌”，许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只为品尝这一口地道风味。
更不用说胡湾舞狮、曹氏武术、高崖高跷、海原社火春官词等一批具有浓郁地域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非遗代表性项目，在乡间巷陌生生不息。每逢新春佳节，它们便汇聚成温暖的浪潮，裹着浓浓的年味漫过每一道山梁，融入千家万户的欢笑之中。
非遗的名单，在保护中持续“生长”
“进校园的传承，现在是重点。”王新林说。海原县从2012年起持续开展的“非遗进校园”，让成千上万的孩子亲手触摸、感知这些文化基因，魏岳成、乔亚茹、“花儿”传承人王洪蕊、剪纸传承人买元花等都被聘为校外辅导老师。
同时，传承人被要求履行传承义务。“以前觉得就是个爱好，现在国家发补贴，是认可，是责任。”一位年轻的剪纸传承人说。
而对于确实无法传承、濒临失传的项目，如驯鹞鹰、石磨制作技艺、传统体育游艺“转窝窝”等，他们的策略是“抢救性记录”。“只能记录下来，出版书籍，或者做成简易教材，让学生知道曾有这样的生活技艺和娱乐方式。”王新林坦言。曹卜儒在世时曾详细讲解石磨制作的每一道工序，他说：“这东西没人用了，可这里头的讲究是咱老祖宗过日子的智慧，得让人知道。”如今，这些智慧被文字和影像保存，进入了书本教材。
从普查记录到聚焦传承，再到思考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海原的非遗传承工作理念在不断深化。
近年来，他们仍在不断发掘新项目。今年新发现的民间绝技“打铁花”团队领队兴奋地说：“我们在外面表演多年，没想到家乡的文化部门主动来找我们申报非遗！以后我们更要好好打，打出海原人的火气和精气神！”
2025年，借着“海原老味道”名气打响，烫面油香制作技艺、面花制作技艺、手工酿皮制作技艺、海原牛杂烹饪技艺等一批非遗项目崭露头角。传统宴席“九碗十三花”的发掘，源于餐饮经营者马永胜。“我听老人讲过，过去红白喜事最高规格就是这‘九碗十三花’，我想把它复原出来，让现在的客人也尝尝老席面的滋味。”他说。
走过19年，王新林对“非遗”的理解也日益深刻。他说，非遗是“广大群众世代相传的文化记忆和文化空间”。它不仅仅是剪纸的形状、“花儿”的调子、一碗羊羔肉的味道，更是这些形式背后一群人的生活方式、情感表达和精神世界，是传承人们口中心心念念的“根”与“魂”。
海原的“花儿”为什么特别？因为这里是“花儿之乡”。“当我在高兴、惆怅、思念等情绪下唱上几句‘花儿’，心里一下子就亮堂了。”“花儿”传承人妥燕曾说。
这里的“烫面油香”为什么承载着深情？因为它在物资匮乏的年代是家庭招待贵客的最高礼敬。妈妈传授做法时会说：“面要烫得软，油要香，蜂蜜要甜，这样待客，心才诚。”每一项非遗，都是海原人在特定时空里，用生活与智慧为自己刻下的“文化身份证”。
如今，海原县仍在继续深入挖掘、寻找那些在民间默默传承的瑰宝，同时深化“非遗进校园”、推动“师徒传承”制度化、利用数字技术进行全面的影像记录与传播，让非遗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在海原，151颗种子早已生根发芽，正孕育着一个生命力蓬勃的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