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民族团结之本，是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思想基石，是中华民族绵延不衰、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推动各民族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度认同，不断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这一重要论述要求我们从历史与未来相贯通、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战略高度，系统把握、整体推进，构筑起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坚固思想长城，汇聚起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伟力。
深刻的历史认知与正确的共同体观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思想先导。中华民族是中华大地上各民族及其先民在五千多年共同开发祖国锦绣河山、共同书写祖国悠久历史、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程中交往交流交融形成的民族实体。引导全体人民特别是青少年深刻认识，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我们必须继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着力构建科学完整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善于运用丰富的历史事实、鲜活的社会现象、深刻的发展对比，廓清思想迷雾，纠正片面认知，把“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潜移默化地根植于各族群众血脉深处，不断夯实“五个认同”的坚实思想基础。
构筑内涵丰富、认同一致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价值纽带。铸牢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核心在于形成稳固的价值认同和情感归属。深入挖掘和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团结统一、兼容并蓄等核心价值，将其融入教育体系、文艺创作和日常生活，使其成为各族群众自觉认同的价值基准。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让长城、长江、黄河等标志性符号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基因，在新时代焕发新的凝聚力，增强全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归属感。在保护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推动其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现代文明要素相融合，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衔接，实现各民族文化互鉴融通、美美与共。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普及，同时，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在增强中华文化认同的过程中，形成各民族文化的“百花园”与中华文化的“参天树”相得益彰的生动局面。
创造社会层面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的现实条件，是培育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土壤。共同体意识植根于共同的生活实践，孕育于密切的社会互动。要打破地域阻隔与心理隔阂，就必须积极营造各民族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结构和环境。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向纵深发展，使其更接地气、更具活力，真正融入日常。在城乡规划建设和社区管理服务中，要有意识地引导形成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让各族群众在共同生活空间里守望相助、和谐共生。继续搭建多层次、多形式的互动平台，鼓励跨区域流动、异地就业就学和混合编班住宿，通过结对帮扶、志愿服务、文化交流等活动，特别是促进青少年深度交往，使其玩在一起、学在一起、成长在一起，让民族团结的种子在心田开花结果。
夯实民族地区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基础，是巩固共同体意识的现实保障。发展是解决民族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坚实基础。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立足民族地区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新质生产力，不断增强其发展的内生动力。始终将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解决各族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的急难愁盼，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善于将经济发展过程转化为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通过实实在在的成就，让各族群众感受到祖国大家庭的温暖，自觉把个人命运与民族复兴紧密相连。
构建全方位、常态化的长效教育引导与法治保障体系，是维系共同体意识的制度支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教育引导的浸润和法治保障的护航。要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各领域全过程，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群体，创新方式载体，增强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其润物无声。健全民族法律法规体系，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民族事务，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压实各级党委和政府责任，完善工作体制机制，形成各方协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取得长效。
“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党的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的必然要求。只要坚持系统思维，多措并举，绵绵用力，就一定能够让中华民族共同体牢不可破，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长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和磅礴力量。
（作者单位：安徽医科大学；本文系国家民委民族研究青年项目“国家治理视域下唐遣边疆使臣的历史实践与共同体建构”〈2025-GMC-012〉；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民族村落文旅融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机理和安徽实践研究”〈AHSKQ2025D86〉研究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