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1963年生于甘肃甘谷，毕业于宁夏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宁夏三棵树”之一，广东省作协副主席，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敦煌》《平安批》《七步镇》等，作品曾获中国好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等荣誉。
文学是土地的镜像，也是心灵的远行。从“宁夏三棵树”的乡土深耕到《平安批》的侨乡寻根，从《敦煌》的丝路史诗到最新《大声独白》的现实叩问，陈继明的创作始终在“扎根”与“突围”中寻找平衡。作为从西部走出的代表性作家，宁夏的风沙与烟火为他注入了关注人心的文学底色，而跨地域的生活体验与题材探索，则让他的笔端兼具本土厚度与时代广度。
本次访谈循着陈继明的创作轨迹，探寻宁夏文学滋养与题材拓界的内在关联，解码其作品中的文化密码与最新创作理念，探讨西部文学的传承与创新，以及文学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坚守精神底色。
初心与根基：
宁夏的文学滋养
记者：您的文学之路始于宁夏，“宁夏三棵树” 的称号背后，宁夏的水土与文坛氛围塑造了怎样独特的创作底色？
陈继明：现在回头看，我在宁夏的写作还是太嫩，胸怀偏窄，雄心不足，下了些功夫，但没有下大功夫。可能是不会下功夫，也有可能是不懂得功夫的重要性。当年的写作大体属于才情写作，有多少才情就写了多少作品，就发挥到什么程度。好在那些最初的才情都被外界看见了，并受到了充分关注，赢得了早期的荣誉。
当年，宁夏也有非常好的创作氛围，有一批好老师，也有一群好文友，单纯热烈，难以复制。我调离之后，宁夏也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待，一直把我看作宁夏文学圈的一员。宁夏的温暖和别致在我心里有一个具体象征：积雪中的贺兰山下，一座仿佛世外桃源般的小城。
要说创作底色，可能是坚持认定了一个目标：文学是人学，文学的最终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人，尤其是普通人，小人物，“弱者”。
记者：早年在宁夏的本土写作，积累了哪些至今仍在用的创作经验？这种 “从身边写起” 的经历，如何影响后来创作《平安批》《敦煌》等宏大题材？
陈继明：我离开宁夏时已经四十多岁，基本的文学理念已成形。总体上，我更重视虚构。
我承认文学和生活的血肉联系，但更确信，是虚构让文学成为文学。文学是和生活极像的另一种生活。我分辨是不是足够文学，方法很简单，就是看虚构部分是否漂亮，是否有匠心。这个理念在我离开宁夏后变得更加清晰，更加坚定。《七步镇》《平安批》《敦煌》《大声独白》等小说正是这样写出来的。
另外，我认为小说是一种观望方式。从海边回望西部，西部已经变了，变成什么了，没动笔的时候说不清楚，但是，当写作开始，则会从笔端自然流出。
《七步镇》的故事起源于澳门，终止于西部。《敦煌》则是从陆地的末端看河西走廊的敦煌，也是从今天看唐代的敦煌。《平安批》中的基本材料来自我的家族往事，我只是在技术层面加入了潮汕元素。我用西部的“走西口”理解东部的“下南洋”。
记者：您强调写作的 “个人性”，这种理念在您早期的宁夏题材作品中是如何体现的？与当时西部文学的整体风格是否形成呼应或差异？
陈继明：个人性是现代小说的主要特征。很多学者和作家都论述过现代个体和现代小说之间的因果关系。个体的苏醒，让小说这种古老的文体成为新文体，让小说有了新和旧的区别。而用小说观察个人的苏醒程度，这一点我是从海明威那儿学来的。
我早期的小说，比如《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举举妈的葬礼》《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都在试图做好海明威的学徒。我认为，宁夏文学创作总体上仍需提升个人性，或者现代性。
代表作与突破：
最新作品的创作实践
记者：从早年宁夏本土写作到《平安批》的侨乡田野调查，再到《大声独白》，您始终坚持 “深扎生活” 的创作路径，这种创作逻辑在不同题材、不同时代背景下有何共通的内核与新的延展？
陈继明：深扎生活是作家的基本功，即便是作家熟悉的生活，也需要重新深扎。假如是陌生的题材，那就更不在话下。
为了写《平安批》，我曾去潮汕地区生活过一年，做了很多细致准备。但《平安批》中的故事框架和人物关系，来自我自己的家族往事。或者说，源自几十年来我对世界和人生的理解、来自年龄和阅历。
《大声独白》的构思早在15年前就有了，当初认识了一个疼痛科大夫，立即就意识到，任何时代进步都可能难免以人性受损为代价。后来也是顺着这个思路创作的。总而言之，基本功无需多谈，一个作家更重要的品质则是不懈追问的勇气和体察人性的能力。
记者：您的作品延续对 “人心” 的深度挖掘，对人性的探索，与在宁夏写作时对普通人内心的描摹有怎样的传承与深化？
在宁夏的写作一直是学徒式的写作，一些认识并不坚定，理解也不免不够深透，表现在作品上，便是浅尝辄止。中间甚至有摇摆，有犹疑。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面临着要么放弃、要么更好的选择，后来终于下了狠心，告诉自己：至少要把功夫下够。
这些年所下的功夫，大概是以前的10倍。更主要的是，如今我知道如何下功夫了。现在我比以前更坚定地认为，一个作家的最主要的天赋，还是那些简单的东西，比如恒心、耐心、坚韧和吃苦精神。当你把功夫下够了，下对，你才知道你是谁。
记者：从《敦煌》的古今双线叙事到《大声独白》的复调叙事，您不断探索叙事表达的新可能，叙事探索背后蕴藏着怎样的创作思考？
陈继明：现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篇幅不再是最重要的标志。全景式、长河式写作，是旧式长篇小说的习惯，不适合今天这样一个时代。
用较短的篇幅写一部长篇小说，意味着要改变小说的内容结构。这是一个全新的命题。长篇小说在这一点上，有了新旧之分。说来话长，恕不一一列举。
至于“新可能”，也是理所当然。我不能忍受我自己总是写一种题材。我更喜欢迎接挑战，没有挑战的写作，动笔时已经昏昏欲睡。但也有人始终挖一口井，挖得很深、很好。无论如何，新境界、新发现、新气象是必需的。
理念与坚守：
最新文学主张
记者：从《平安批》“情出本心”的语言质感，到《敦煌》的历史语境与语言表达，两者有哪些不同探索？
陈继明：写不同的小说，我会主动接受那个小说的暗示和反制。所以，我的每一部小说，在语言上都略有不同。
写《平安批》，我努力让语言文质彬彬，情出本心。具体来说，我让我自己先回到汉语的核心，再使用汉语。写《敦煌》，我则追求一种放松感，我想把简朴、自然、平和做到极致。因为敦煌文脉源远流长。
记者：您的“克制写作” 原则在两部代表作中如何体现？
陈继明：在我看来，长和短，不仅是篇幅问题，更是修辞。在整个写作的过程中，我心里坚持两个原则：一是“不能不长”，二是“不能不短”。
我认为，长和短互相监视，互为修辞。不能不长和不能不短，都是一种 “克制的写作”。
记者：近年反复提及 “关心人、关心人心” 是创作核心，这一主张在跨题材、跨地界写作中，如何保持一致性与生命力？
陈继明：“关心人，关心人心”虽然是文学常识，但也很容易被淡忘。我自己也很容易淡忘。再好的情况下，人的存在仍然问题重重。当人组成人群时，当人身在组织中，当人选择独处时，人，都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人是说不尽的，也是写不尽的。
地界、题材，只是文学的一些外部特征，文学的根性，只能是关注人的存在之谜。我做得并不好，但我对此充满信心，如果有时间，如果还能写，我永远不会停步。
回望与展望：
文学与西部的联结
记者：作品中贯穿的 “边地气息” 本质上是西部文化的哪些特质？这种特质在当代文学语境中为何仍具独特价值？
陈继明：我一直觉得边地和边地的人，有更大的写作潜力。当我举目西望，常常能看到一些伟大故事的影子，但又十分虚幻，难以触摸。
我觉得，目前为止仍然没看到伟大的西部小说，没有任何一个西部作家写出过对得起这块土地的小说。西部特征的小说只是其中最低级的部分。它潜在的价值仍然是“人”，不是别的。
记者：西部作家在传承本土文化时，最该避免的误区是什么？如何让西部文学被更多年轻读者接受？
陈继明：急功近利，认识肤浅，模式化，表象化，是西部文学最常见最顽固的误区。文学和读者之间的裂痕已经是普遍问题，西部文学可能更是如此。
作家们面临的任务应该是一致的：如何理解这个时代？在今天这样一个一日千里的时代，作家何为？文学何为？当重庆合川的 “呆呆杀猪宴” 和 “李亚鹏直播哭了”，这些网络事件一再上演并爆红全网时，我很想知道，作家们在低头写作时，有什么样的切身感受？
记者：未来的创作计划中，是否有回归西部本土题材的打算？对西部文学的新生代作者有哪些针对性的建议和期待？
陈继明：未来写什么，不可预料。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不会放弃西部本土题材。
前面说过，我的幻觉中闪烁着一部关于西部的伟大作品。但这句话更表达了写作之难和个人之渺小。
新生代作者，新，是他们的优势，也是他们的弱点，他们要有所作为，可能比我们这一代作家更困难，有更多障碍需要克服。祝福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