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文
一
流年，承载了太多我们挥之不去的时代记忆。人生，总是在流年的不断追撵中获得成长，逐渐走向丰盈、成熟。我成长的起点，就定格在黄土高原西北边缘一个取名孙崾岘的小村庄里。
孙崾岘生产队民办小学，创建于1972 年春天。仅有小学四年级文化程度的大哥，是全队识字最多的青年，理所当然被推举为民办教师。教室由生产队原来喂牛的一孔旧窑洞改造而成，近两米宽，五米深，洞口朝南，采光不太好，早晨、下午和阴雨天气，窑洞里光线就更加幽暗。走进窑洞，右侧是四排座位，每排东西两边各砌一大一小两个土墩，大土墩约有一米高，上面担放一块刚锯好的新木板，稍宽，做课桌用，板材散发出淡淡的木屑香味；小土墩约一尺高，上面担放的也是木板，略显破旧，稍窄，用它来充当凳子。每排能坐四五个小孩。自门而入，是只能容一人通过的甬道，直入尽头。学校创办三年来，陆续招收了一、二、三年级，十三四人。上课时，大哥站在窑洞尽头的黑板前讲课。一年级上课，二、三年级的学生背向黑板面朝门口，坐在木板上看书、写作业；二、三年级上课时，亦然，依此类推。空间的逼仄，自制教具的简陋，课外书籍的匮乏，都是显而易见的。陋室里的启蒙教育，从这里起步，倒也其乐融融。苦中作乐的原因，一是缘于求知的本能，二是囿于对外面精彩纷呈世界的懵懂无知。
1975年9月初，炽热的暑气还没有褪去，大哥领着我，还有大我两岁的刘文军五哥，步行到八公里外的平庄大队中心小学，接着读完小学剩下的课程。记得住校后不久的一天，大哥到大队开会，顺路来看我。这是我自从离家求学后，第一次见到家人，内心亲切得不知所以，心底涌上满满的依恋和温暖。我一下课就跑到大队部，仰起脖子远远地看大哥他们开会、发言，捎带着跟在大哥屁股后面，蹭了一顿有肉菜的香喷喷的会议饭。第二天下午，会议结束，大哥要回了，他鼓励我安心学习，不要想家，然后迈着迟缓却坚定的步子，向学校北边的山峦方向，也就是家的方向走去。我一眼不眨地紧盯着大哥的背影，热切的目光移向后坡，撵到山梁，直到残阳如血的画面里，大哥的身影越来越远，越来越小，直至一闪，连头顶的帽子也消失在我的视线里。一刹那，孤独无依的酸楚顿时涌上心头，泪水止不住盈满了我的眼眶。
二
1977年底恢复了高考，1978年冬召开了全国科学大会，这一切都标志着，教育的春天、科学的春天，正以排山倒海之势扑面而来！
1979年6月，因为要参加盐池县中学生田径运动会，我要去县城了。一百公里外的县城是什么样子？我想象不出。在绿皮卡车厢里挤成一团的同学们，也不说话，但大家脸上都写满了热切和幸福。卡车轰鸣着一会儿爬上山梁，一会儿碾过谷地，向着县城的方向疾驰。后洼中学远去了，豌豆地远去了，稀疏的柳树远去了，家乡熟悉而亲切的沟沟坎坎，也远去了。太阳落山后不久，卡车终于驶出了大山，来到了平地，接着，马儿沟被甩在身后。大水坑被甩在身后，青山也被甩在身后，晚九点左右，卡车终于驶进了华灯初上的县城，停在了文教局大院。我们从车上跳下来，一边捶着酸麻的双腿，一边急切地打量着四周的景致。这时，文教局餐厅的师傅们已端来了几筐雪白的馒头，还有每人一大碗香味四溢的烩肉炖粉条。天哪，原来县城的日常饮食，竟也有着乡下人过年一样的丰盈富足啊！我一边大口吞咽着香喷喷的饭菜，一边愤愤不平地想：一定要好好地念书，争取将来到县城工作。说实话，县城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实在是……太美好了。
1981年秋，我通过中考进入位于大水坑镇的盐池二中高中部就读。每到夏日，大水坑长庆油田的生活区或西大街上，常常能看到戴着金项链、烫着卷发、短裙卡腰、裤缝笔直的女人，踩着高跟鞋，挺胸抬头，目不斜视地从人群中走过；偶尔，穿着粉红拖鞋，端着粉红脸盆，穿着粉红睡衣的女人，刚刚从澡堂里出来，一头湿漉漉的长发，随意地披在肩上，慵懒自在地徜徉于街头，那洗发水迷人的香味儿，凸凹有致的身材，总会引发路人居高不下的“回头率”。男青年则穿着紧身喇叭裤，长发及肩，在草绿色的军帽里塞上一团纱巾，或是折叠一张报纸箍起一圈衬在里面，然后戴在头上，看上去便有了桀骜不驯的视觉效果。他们有时手提“三洋”牌收录机，播放着邓丽君情切切意绵绵的歌曲，和着歌曲的旋律，扭腰摆胯，三五成群结伴而行，招摇过市，旁若无人地从街上走过，很有些江湖义士和嬉皮士的做派。
相形之下，镇政府在坡下的坑里，就显得寒酸许多。居民分住在东队、西队，两个生产队的分界线，是一条由南向北通往县城的碎石公路。乍一看，这里的居民、教师、干部、学生一个个衣着朴素，踏实诚恳，都在按传统的节奏有条不紊地投入工作、生活和学习，对外面的世界，他们似乎充耳不闻，内心笃定淡然，宠辱不惊。如果说，西街荡漾着一派追赶潮流的现代气息，那么东街，则坚守着古朴悠然的田园诗情。
盐池二中就坐落在东街中央，马路北边的院落里，我将在这里度过两年的高中生活。
1983年6月，参加完高考，我有了落榜复读的心理准备，和家人泡在麦地里干活，心情沮丧得无以复加。正午的骄阳炙烤在胳膊、背脊和颈项上，刚晒了两天，就开始蜕皮。麦芒扫在脸上，汗水流下来，蜇得脸颊火辣辣生疼。泥土撒落在头发里，呛人的灰尘钻入鼻孔，刺激得咽喉干涩而疼痛，咽一口唾液都很艰难。但我咬牙坚持着。终于熬到太阳落山了，折磨了人一整天的燥热渐渐褪去，一股股清凉的微风吹过来，轻轻拂上面颊，让人体验到一种久违了的舒坦与松弛，不由得从心底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
7月下旬，我出乎意料地盼到了宁夏大学中文系的录取通知书。
三
1983年10月3日，是我离家上学的日子。
同样是上学，这一次离家的意味，却与以往迥然不同。
以前上小学、读中学，每一次离家，都只是暂时离开，但这一次离家而去，我将随身携带迁移的粮食与户口证明，这也就意味着，我将就此彻底告别这块生我养我的黄土地。一想到这里，我的心里油然涌起一丝留恋、一丝酸楚，还有无比的感激，这种幸福的惆怅，使我的鼻腔禁不住一阵酸辣。
我谢绝了家人的送行，独自漫步徘徊向村外走去，不时一步三回头端详着村庄熟悉的沟沟畔畔，还有那蜿蜒的小路、平展的田地、稀疏的杨柳，以及庄院里一户户窑洞垴畔上，那一缕缕扶摇直上雪白灵动的炊烟。
从呱呱坠地到含泪挥别，十八年的岁月，故乡母亲以瘦骨嶙峋的身躯，从贫瘠的黄土地里挖掘挤压出一滴滴少得可怜的乳汁，供养了她嗷嗷待哺的孩子，直到他们一个个日渐羽翼丰满，先后离巢远飞。故乡，对于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人生奋斗的走向、成长成才历程中的影响，无论怎样高度评价，都不为过。
其实，这是我这一年里，第二次踏入宁夏大学校园。我还在读高二的时候，就曾“朝拜”过这里。之所以称之为“朝拜”，是因为那是怀着敬畏、向往之心的。那时，三姐还在外语系上学，我的朝拜，带着些许“踩点”的意味。穿着崭新时尚的女大学生们，巧笑倩兮，一队队结伴从我面前走过，一缕春风吹过，猛不丁一股比雪花膏更醉人的香气，突袭了我的鼻腔，令人沉迷欲醉，浮想联翩。几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大学生，站在宿舍楼下，正热烈地讨论着什么，举手投足间，尽显温文尔雅，让我心生羡慕，徒增些许自卑来。三姐从学校餐厅里，给我打回了一份西红柿炒鸡蛋和一碗大米饭，那扑鼻而来的饭菜香味，使我忘记了矜持，丢掉了斯文，三下五除二，几分钟就把饭菜吞咽进肚子里。特别是那大米饭，搅拌在红黄相间的汤汁里，清香、滑溜，乍一入口，便不自觉地向舌根部蠕动，“吱溜”一声，便滑进了咽喉里。对于吃惯了粗糙的黄米饭，还时不时碗里伴有虫子、石子儿的我来说，这顿饭的记忆，与其说是享受，不如说是另一种身心的折磨。
“什么时候我才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啊？”我仔细地回味着这一顿西红柿鸡蛋加米饭，痴呆地彷徨在春风里，仰望着圣殿一般的大学校园，梦呓般地幻想着。
谁知理想很丰满，现实却并不那么骨感。半年前，我如同蜷缩在土谷祠里的阿 Q，脑海中奏响了“革命幻想曲”；半年后，我便以“主人”的身份，在这里“登堂入室”了。
四
宁夏大学图书馆分上下两层，有四个阅览室，大约能容纳300人阅读或写作业。全校有1500多名学生，明显是僧多粥少。于是，抢夺图书馆座位的大战，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持续不断地上演。
每天早晨八点前和晚饭后的7点前这两个时段，图书馆大门口总会有黑压压的人群，翘首引领，等待开门。大门一开，冲锋陷阵的男女生，把开门的管理员老师碾压得打了一个大趔趄，几乎把她推倒，一马当先向四个阅览室奔去，一时间只听得阅览室大门“叭叭”作响，那架势、那场面，几乎超过了午餐时抢打饭菜的激烈程度。捷足先登抢到座位的，喜形于色；迟了半步没抢到座位的，满眼懊恼一脸沮丧。
有几位女生用坐垫为同伴占了座位，被另几位男女生毫不客气地把坐垫扔到一旁，一屁股坐下，双方为此争执得面红耳赤，几乎动起手来。管理员老师及时走过来，拿走了坐垫，这才平息了风波。有一对恋人坐在阅览室，你侬我侬，腻腻歪歪，绵绵情话不断，缕缕秋波不绝，坐在对面的那位仁兄，先是瞪了几眼，见不奏效，忍无可忍的他突然间站起身来，涨红了脸大声说：“这是阅览室，不是你……你们……谈……谈恋爱……的场所！”愤怒和激动，使这位老兄说话都结巴起来，其他同学立刻站起来呼应支持他。那两位不知趣的恋人自知理亏，灰溜溜地退了出去。
那个年代的学风、教风、校风，真是好得让人羡慕。在我的记忆里，那几年里，图书馆四个阅览室的双扇门，每年都要被好学的学生们挤坏、修理好几次。
大三时，选修课开设了。
“建安文学”由一位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从四川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廖士杰副教授开设。终究是老牌名校成色纯净的硕士研究生，年届五旬的廖老师学术功底深厚，教学极为严谨，对学生很是慈爱，只是四川口音很浓，听课时让我们稍感吃力。对于“三曹”及“建安七子”的文学成就，廖先生作了客观的比较和中肯的剖析，尤其通过系统研读曹操抒发政治志向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以及《龟虽寿》《短歌行》《蒿里行》《观沧海》等悲怆慨然的诗作后，让我完全颠覆了以往《三国演义》中栽在曹操头上的诸多不实之词，也第一次对孟德兄旷远宏达的政治抱负、忧世爱民的悲悯情怀，产生了由衷的敬意。
“宋元文学”，授课的是唐骥老师。唐老师45岁左右，浓眉大眼，高个儿，国字脸，戴一副黑框眼镜，极其帅气。
他是北京人，普通话字正腔圆，讲课语速很快，对授课内容熟悉到了从不翻看教案的程度，板书是硬朗飘逸的行草，赏心悦目。他十分推崇苏东坡，为我们讲述“三苏”赴京赶考的故事，对苏洵27岁时突然觉醒发奋读书，以及苏辙自小就显出性格上的沉稳和政治上的早熟，都赞不绝口。每当讲到苏轼的诗词散文，唐老师不由得双眸发亮，一边板书，一边朗声背诵原文，身体前倾，眼睛微闭，摇头晃脑，沉醉其中，直撩拨得我们在讲台下身体跟着他的节奏，前倾后仰，心情潮起潮落。唐老师古典文学功底深厚，因为家庭原因，1961年从北京师范大学毕业来到宁夏，随后又被下放到贺兰县农村学校执教多年。他经常戴一顶灰色鸭舌帽，拎一个黑色旧皮包，骑一辆旧自行车，或弓着腰身在校园里穿行，遇到同事或同学，总是条件反射般地主动说一声“您好”，点一下头，不等你回应，便匆匆离去。
大学注定是一抹初升的朝阳，一截青涩的岁月，一段沉醉铭心的流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