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郑芳芳

近一年来，记者每次来到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总能听到不同的执行员说起2名挂职干部，一名被称为“司法多面手”，另一名被称为“细节捕手”。9月15日，记者在执行局见到了这2名执行法官。

“司法多面手”马超：

从“裁判员”到“运动员”的转变

“王某的银行账户我们已经冻结，今天下午将会扣划。”当日9时，马超一边接听电话，一边在笔记本上详细记录着待办事项。短短10分钟，他就接听了5个电话并给出专业答复。

谁能想到，一年前，马超还是个连执行案件基本流程都不熟悉的新手。

2024年9月，马超从银川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庭来到金凤区法院执行局挂职时，经历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他的搭档、执行局副局长周一鸣还记得马超刚来时接的第一个当事人的电话，“拿着听筒，不停地翻找卷宗，一个电话接了将近20分钟”。

“在审判庭，我们讲究的是深思熟虑，一起案件可能审理数月；而在执行局，讲究的是快速反应，一条线索可能几分钟就失效了，一个突发情况可能需要立即出动。”马超坦言，起初最不适应的就是法律与现实碰撞带来的挑战，执行工作不仅要判断谁对谁错，更要亲自上场帮助当事人实现合法权益。

转变从记录每个电话开始。马超准备了专门的笔记本详细记录每个来电的诉求、重点和后续处理方式。“那段时间，只要不出现场，我就在研究执行案例、学习执行法律法规。3个月后，我就能够熟练运用执行术语与当事人沟通。最多的一天，我处理了67个电话，出了7个现场。”马超回忆道。

这其中，最让马超有成就感的是前不久执结的一起供货合同纠纷案件。（下转03版）    （上接01版）

2024年，王某按照合同约定向海某供货后，海某拖欠6万余元尾款始终未付。后来，王某起诉、申请强制执行要求海某支付尾款，但海某一直不露面，电话拒接、短信拒回。

2025年8月，马超接到线索，海某在宁东某纤维厂承揽了部分活计。他当即与法警一同前往该纤维厂“堵”海某。马超注意到当天的进场签到表上有海某的名字，但项目负责人却称海某当天没来。马超便戴上安全帽走进近万平方米的厂区找人。将近一个小时后，偌大的厂区仍没有转完。马超联系该厂区负责人说明案件情况，“逼”得海某现了身。意识到不处理完手上案件可能会影响正在承揽的活计后，海某当场凑齐6万余元履了约。

“细节捕手”白方舟：  

执行节奏开启“三倍速”

相比马超的“水土不服”，另一名挂职干部白方舟，则一直在适应节奏的变化。

这一年，他的执行节奏开启了“三倍速”。学会了批量操作：集中发送执行通知，集中查控财产，集中接待当事人。他的语速变快了，走路带风，但仍保留了执行工作中的那份细心。

穆某原就职于宁夏某建设有限公司，被拖欠了3年的工资。纠纷经仲裁转入强制执行程序后，白方舟依法对被执行人宁夏某建设有限公司名下财产进行查控，发现该公司名下无可供执行的财产，遂对该公司法定代表人何某采取限制高消费措施。哪知何某将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高某某并向法院提出申请，要求解除对其限制高消费等强制措施。

“在无证据证明确因经营管理需要的情形下，该变更明显不符合企业经营之常理，有规避执行之嫌。我当时注意到一个问题：高某某已经70多岁了。”白方舟多次前往银川市民大厅调取工商登记信息，发现高某某名下有3个公司，其中一个甚至在外地，“这就意味着，高某某可能只是何某找来的‘傀儡法定代表人’”。

白方舟严肃告知何某恶意变更法定代表人、规避执行将要承担的法律后果。慑于法律的威严，何某最终结清了穆某3年的工资。

谈起这一年的转变，2名执行法官保持着同一种心态：为胜诉当事人的权益奔走千万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