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宁人律师事务所律师 曾鹏飞

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任何组织和个人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开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明确砂、石、粘土及构成山体的各类岩石属矿产资源，从法律定义层面直接将砂石归入矿产资源范畴。

近年来，砂石价格走高，少数不法分子为牟取非法利益，假借“养殖”“清淤”之名承包村民土地，行盗采国家资源之实，既破坏生态环境又扰乱矿业管理秩序。2023年，一起“受雇开票者是否构成非法采矿罪”曾被判有罪，律师根据此罪的构成要件与相关证据，辩护其不构成犯罪得到法庭采纳。虽然如此，此案对受雇于被告人提供劳务、是否共同构成从犯的认定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对劳务人员避免风险具有警示意义。

【案情介绍】

2016年10月，被告人杨某（已判刑）与某村民组签订《土地流转协议》，以每亩每年1500元的价格租赁10亩耕地。2017年1月，杨某注册成立水产养殖部，对外宣称建设鱼塘，实则在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情况下，组织机械昼夜抽采承包地上的砂土以建筑用砂对外销售。短短三个月，砂场堆砂最高达7米。经专业机构鉴定，杨某非法采砂13540立方米，价值27万余元，造成矿产资源严重破坏。

被告人李某某于2017年2月经同村人介绍，到杨某砂场提供临时劳务，约定月薪3000元，负责夜间值守，为运砂车辆开票、计吨及凌晨平整场地。2017年4月，该砂场被多部门联合强制关停。砂场取缔后，杨某安排李某某留守看场，月薪降至2000元。同年8月，李某某离职。

【法庭审理】

公诉机关认为，李某某三个月内持续为非法采矿提供开票、平整场地等协助，属于“明知他人非法采矿而提供帮助”，应认定为共犯。辩护人则提出，李某某仅是普通雇工，未参与利润分成、未领高额工资，也未与杨某事前通谋，主观上无非法采矿的犯罪故意，依法不构成犯罪。

法院经审理认为，其一，非法采矿罪是法定犯，主观方面必须具备“非法采矿”的直接故意。李某某受雇时砂场对外宣称“挖鱼塘”，现有证据无法证实其明确知晓采砂的非法性。其二，2017年李某某只有3000元月薪，明显低于当地采矿业人均月工资4721元、非私营单位职工月均工资4394元这两个标准，不属于“高额固定工资”。其三，李某某未参与投资分红，也未与杨某通谋，其实施的开票、平整场地等行为，属于雇佣关系下的一般劳务。综上，公诉机关指控证据不足，罪名不成立。2023年7月10日，法院依法判决李某某无罪。

【律师说法】

一、罪刑法定是划定刑责的“边界”

非法采矿罪规定于刑法第343条第一款，属“行政犯+结果犯”。行为人不仅要实施无证采矿行为、达到情节严重标准，主观上还需具备非法采矿的直接故意。相关司法解释明确，受雇提供劳务者一般不以犯罪论处，除非领取高额工资、参与利润分成或曾因同类行为受过处罚后再犯。本案中，法院严格把握“明知+通谋+高额收益”要件，避免了刑事打击扩大化。

二、“高额固定工资”应参照行业水平综合认定

司法实践中“高额”界定存在争议，本案辩护人调取统计数据，证实李某某月薪显著低于当地行业及职工平均水平。法院采纳该意见，确立了“横向对比+地域差异+时间节点”的量化判断体系，为同类案件提供了裁判参考。

三、雇佣关系≠共犯关系，劳务提供者需警惕风险

李某某无罪不代表帮工可高枕无忧。若行为人领明显高于市场的薪酬、夜间参与盗采或被执法部门告知违法后仍继续协助，可能被推定“明知”而构成共犯。此外，非法采矿造成环境、耕地损害的，雇工还可能面临民事赔偿或行政处罚。务工人员求职时应核实项目合法性，拒绝“夜间高薪开票”“日结现金”等异常用工模式。

李某某案给我们的启示是，刑法既不放过幕后“金主”，也不轻易给普通雇工贴犯罪标签。执法司法机关需以证据为核心，区分主从、核心与边缘，做到不枉不纵；务工人员要增强法律意识，警惕高薪诱惑，对可疑用工保持警觉，避免沦为犯罪链条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