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记载了很多场面生动的故事。

比如，写项羽当年看到秦始皇出行的排场，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写陈胜时说：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辍耕之垄上，怅恨久之，曰：“苟富贵，无相忘。”

如果用欣赏影视剧、小说的视角标准去看，这些桥段很是精彩，但是如果用“拿证据说话”的学术标准看，有人就会问了：“他说这话，你是怎么知道的？”

是啊，那么多已经作古的人说过的话，是怎么知道的呢？

《史记》是一部伟大的作品，是我国“二十四史”之首，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鲁迅先生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还说，司马迁违背了之前秉笔直书的“春秋之义”。这段话阐述了两对关系。

其一，秉笔直书，指的是传统观念里的“历史事实”，“绝唱”“离骚”，指的是个人抒情。《史记》将历史的真实与个人抒情巧妙结合了起来。其二，凸显了真实与诗歌的深层关系。

这两对关系，也是一条相互交织的逻辑线，草蛇灰线，贯穿在我国古代文学和历史文化的深层肌理之中。

中国古人主流思想方式是讲究“线性”，主张事情在这一条线上延展、进退，强调正反、虚实的相对性，遇到矛盾与冲突 ，或以退为进，或进而反观。

也就是说，古人认为，在特定的时空阶段，一件事物，是什么就是什么，是明确的。不能既是这样，又是那样，这条线之外，也不存在其他的点和线。

用线性思维去理解时间，就会形成一条贯穿始终的线。

中国古代很早就按照年月记事，比如《史记》的“年表”，就是世界古代史书里，伟大的发明与创造。因为线性思维的主导观念，我国有许多书面历史皇皇巨著。

古代的编年体历史传统及其形成的具有明显特色的中国文化，是线性思维穿针引线的一种呈现。

也就是说，在中国古代，诗歌的叙事方式和历史真实性，二者的价值缺一不可。

中国有数千年厚重的历史底蕴，作为中华文化的基调，历史不只是记录发生过的事，同时也肩负着传达思想与观念的重任。这也是古人对历史与诗歌常常持同样使用方法的原因。

如何实现历史的这个功能？结合我们酷爱以诗歌表情达意的悠久传统，书写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要用诗歌手法来传递思想、表达观点。

因此，哪怕是史书中，用诗歌中那些带有修辞意味的手法，比如看似虚构、夸张、模糊的手法记下来的历史，也被作为真实性接受了。

这也是《史记》里虽然有很多抒情成分与虚构写法，也被认为是正统史书的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