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世界文明史，人类迄今主要经历了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几次划时代的技术变革，且正在经历数字技术驱动的新一轮数字革命。马克思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如今，数字技术凭借其“高创新、强渗透、广覆盖”的鲜明技术经济特质逐步渗入社会生产生活各领域，并对整个现代社会进行了一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特征的数字革命，推动着人类由工业时代加速迈入数字时代。而数字时代的典型特征是社会各领域的全面数字化转型，其中，又以经济的数字化转型较为关键和突出。数字经济作为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又一新的经济形态，其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系列新的全球性问题与挑战，促使全球新型数字文明的构建成为我们当前需要直面和亟需回应的时代命题。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逻辑内涵

中国式数字文明并非一个成熟、系统和完整的思想或理论体系，而是仍处在经验观察与理论总结过程中，重点涵盖以下三重维度。

技术维度。进入数字时代，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向纵深发展，各国在技术领域的竞争愈发激烈，纷纷力图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赢得竞争主动权。中国式数字文明主张各国应抛弃技术领域“以邻为壑”“小院高墙”的狭隘封锁政策，自觉反对技术民族主义，特别是在新兴、前沿、关键和核心技术领域以“脱钩断链”的方式遏制、打压和围堵技术竞争与赶超国家，避免全球科技创新倒退回激烈对抗状态；各国应树立开放的全球视野，积极扩大和深化技术领域的务实合作，共克技术难关，共享技术创新发展成果，使得创新性、革命性、颠覆性技术不断涌现；各国应更加科学、理性地处理技术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关系，树立“技术向善”的科技伦理，摒弃技术霸权行径，共同发展安全、可信任和负责任的数字技术，促进全球数字包容。

资本维度。凸显人本逻辑。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当代资本主义进入新发展阶段——数字资本主义，使其以“数字自由”“数字民主”之名行“数字霸权”之实。中国式数字文明指出，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技术与资本日益深度耦合，技术资本化与资本技术化加速演进，技术沦为资本增值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国家，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异化为外在于人并统摄人的主体性力量，导致人与物的主客体地位颠倒、人的片面发展和不自由、现代社会总体呈现“见物不见人”等诸多病态症状。因此，中国式数字文明提倡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发展应摒弃“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逻辑，凸显人本逻辑。同时，认为数字技术、数字经济的现代化并非目的本身，更为重要和根本的是人的现代化，且现代化的本质也是人的现代化，强调“人是目的”，即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成为目的，而不能沦为工具和手段，人本身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

价值维度。超越数字资本主义，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进入数字时代，西方少数数字先进国家围绕资本这一现代社会的绝对轴心架构出“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数字文明，以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中攫取全球剩余价值。在此背景下，中国式数字文明倡导各国应摆脱我赢你输、赢者通吃的思维和对抗意识，不应凭借资本、技术、信息、知识等要素优势恣意侵犯他国的数字主权，而是要坚持共同协商、共同建设、共同享有，促进全球数字繁荣；各国应秉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让更多国家共享数字经济发展红利，而非仅仅满足少数数字化先进国家的经济需求，忽视广大数字落后国家的利益和诉求，导致全球化分化与割裂程度加深，世界范围内的不平等和非正义被进一步推向高处；数字文明是人的文明，而非物的文明，其内在具有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相统一的价值向度。

中国式数字文明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数字文明实现了对资本主义数字文明的多维超越，为世界的数字化转型发展与全球新型数字文明的构建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具体而言，其世界意义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中国式数字文明强调技术的社会属性，而非资本属性。数字技术作为当今人类先进的生产力，应当成为进一步激发和释放全球生产力潜能的有效手段，而非异化为少数数字先进国家“剥削全世界”的现实载体。在文化数字化国际合作中，应坚持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原则。

中国式数字文明立足全人类共同利益，反映人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有助于减少各国特别是大国间的战略误解误判，促进相互信任、和平合作和共同发展；有助于缓解由数字竞争所引发的数字地缘矛盾，促进全球数字经济的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避免重陷数字时代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式数字文明坚持“人民至上”“人类中心”的价值理念，坚决摒弃资本主义数字文明“资本至上”“西方中心”等极具意识形态偏见的对抗性、排他性话语和逻辑，有利于防止更大范围、更深程度的全球数字失衡；有利于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变革，让数字文明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