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占祥诗集《西北辞》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书”，并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诗集分为“陌上歌”“青草谣”两辑，共收录诗歌153首。从诗名中的“歌”“谣”“令”“辞”“赋”“曲”等字眼，可以清晰地感受到，诗作潜在的古典味和诗人可能的传统性。根据“深秋”“青山”“冬月”“河畔”“草木”等词，我们亦可生出对四时风景和自然节气的无尽想象。而“西北辞”“西吉县”“张掖行”“宁夏川”等具体的地域符号中，其地理空间的在场感与乡土性的精神坐标也已隐约浮出水面。

节制是丰沛情感的深沉涌动

英国诗人华兹华斯说：“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在马占祥的诗里，他似乎在寻求一种回马枪式的、带着留白和余味的，且富有节制感的倾诉。如，在《山花开》一诗中，当“花都跑到山上躲起来”的好奇还悬在半空时，结尾的“那时，遇到陌生的花朵，我会问父亲/不用跑到山里。现在/无人可问”是一声落寞的回答，道出了失去和寻找、思念和追忆。而主动躲起来的野花，或是担心“我”无人可问、揭起创伤，最是怕惊扰了一颗为人子者的思父之心。其另一首写爱情的诗歌《尽余欢》，可以更具体地理解这种遣情方式。真正的抒情不是“说往事，说掌故，说我还爱着你”的热烈和直白，而是克制的、近乎笨拙地“像个孩子，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有时忘了断句，忘了像写诗一样，省略掉出处”。

马占祥以一种“非诗性”的态度，告诉读者：言语的坎坷和“不熟练”的表露，方是诚挚情感的证明。而诗中，“荒废的长夜”和“保留的余温”形成的时间之残留和荒芜感，如等待春风的槐树和道明爱意的自己，都将在“余欢”里产生新鲜的可能。此外，《深秋令》对漂泊游子精神冷暖的幽想，《雨水歌》对城乡之变、之隔的叙述，《异乡谣》对乡愁的感怀和对还乡的归属渴求，既是诗人生活经历的文学镜像，也是表情达意的艺术凭借，继而形成一种怅惘、沉静的诗风。

微小中藏不住宏大的辩证和暗影

我们很难说马占祥的诗歌是鲜明的“为时为事”之作，可他的诗句却绝不缺少深刻的忧患和对现实的反思。诗人擅长从春夏秋冬、日月星辰、风云雨雪、山川江河等寻常意象出发，以断裂的、陌生的情景联结，达成某种理念的契合。它们之间常常又隐含着冷与暖、光与暗、高与矮、小与大、短暂与永恒、浓烈与荒芜、存在与时间的思想辩证，尽管日常、琐碎、微小，却不乏与之相对的精神超越和内在张力。

在《青山令》里，“低矮的刺槐”蓬勃着向上的力量，以枝丫做翅膀，跃跃欲试地想要飞翔。它不自卑、不失望，只是向着苍穹生长。而鹰隼则在高空中向下俯视，以短暂而迅捷的眼神打量人间。微小者如“我”，如野狐、黑蛇和蚂蚁，在望向苍茫的天空时，只是沉默与无言。可是，这种看似对峙的形态，上演的却并不是征服与被征服，而是面对天地辽阔与青山高大时的平衡、笃定和宁静。

与之相似者，还有《晚登山塬歌》，“闲云”“孤鸟”与“慢风”寂寥在天地间，“我”与影子对话，诉说着人的孤独与渺小、自然的永恒与博大。这种辩证关系几乎遍布于马占祥的诗句里，共同构成了其诗歌的哲理性和深邃感。《每一页日历都像荒芜被慢慢撕去》中虚无与汹涌的抗争，《雪夜行》里荒芜之意与广袤之美的碰撞，这种于对立中共生的诗意，不胜枚举。

技巧的消失，恰是技巧的开始

马占祥的诗歌普遍篇幅较短，足够读者在行走的片刻去幻想。幻想《我在半个城的简历》，西北的小城该是什么模样，可能要多放一些山峁，再撤入几条小河。或许要为城东的公墓多画数缕寒风，让它把青草吹灭，再把“外出的我”找来。“我”在小城的简历并不出众，却唯有小城，能够驱散庞杂，换来安适与和解。还可以幻想——在悖论的语序里，言说了怎样的《聊天记录》。都是凡人的“我们”，面对坐而布道的故事和人世的苟且，应当抗拒，还是应该接纳，或许最应选择遗忘。

马占祥的语言简洁凝练，谈不上繁复的修饰，也和张扬的技巧无关。有些时候，简短的三五行絮语，皆是他神秘诗境的一角。诗人不刻意寻求结构的谐和，也不囿于韵律的窠臼，一切顺其自然。当诗行的语流被山坡阻挡，便不妨转一个弯，掉一下头，若遇见断崖，那就飞泻成瀑布。比如，“我对自己说：这些都不足道，这些都是必然”（《我说》），有着从矛盾到释然的戛然而止；“它说：‘你这个人类啊！你们多么无用。’”（《避世的蚂蚁》），则以蚂蚁的直白嘲讽，阐发着关于文明、关于担当、关于处世的抽离和反思。它们如贫瘠山峦上不施粉黛的无名之花，无需精致的花器和各色的养料，只以朴素的真诚把人们原始的心灵打动。

马占祥的诗作以微末的切口介入，也以寻常的意象铺陈，却在看似淡然的叙述中忽地显露机锋，让读者在柳暗花明的意外中，感受到反其道而行之的张力和豁然。可以说，诗人是以“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的辩证之道，通过缺席方式表达着另一种在场与存在。

作者简介：邓琪，宁夏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宁夏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作品散见于《朔方》《百花》《南腔北调》《民族艺林》《六盘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