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基层治理作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基本要求。当前，我国部分基层治理面临组织覆盖不均衡、协同机制不健全、数字化水平有待提升等现实挑战，需系统化构建全域协同、高效联动的治理格局，夯实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层基础。

强化政治引领，筑牢基层治理“主心骨”。基层党组织是党开展工作的基本单元，是确保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贯彻落实的基础。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必须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确保党的领导贯穿基层治理各领域、各环节。新时代持续强化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必须突破传统党组织设置模式，推动组织体系向治理末梢延伸，通过全方位组织覆盖消除治理盲区。传承弘扬“四下基层”的优良传统，鼓励党员干部下沉网格开展调研，把群众诉求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基层，让党组织成为群众身边最可靠的“主心骨”。同时，健全“居民点单、支部派单、党员接单、群众评单”机制，促使党员在基层治理中亮身份、践承诺，以党员的先锋行动力汇聚起组织的强大凝聚力，有效激活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形成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合力。

激发内生动力，强化基层善治“源动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激发群众的主体性与社会的协同性，形成自循环、可持续的治理动能。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既是对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的补充支撑，更是构建基层治理共同体的重要路径。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通过村（居）民会议、议事协商等机制落实民主权利，完善村务（居务）公开，吸纳多元主体参与，构建“群众主导、多方协同”的共治网络，让治理成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要借助“法律明白人”队伍、“巡回法庭进社区（村）”等载体，将法律服务转变为日常治理资源，结合村规民约合法性审查，以规则权威化解矛盾，培育群众对制度的自觉认同。要依托村史馆、文明实践站等阵地，借助道德评议、红白理事会等载体弘扬美德、抵制陋习，结合政策宣讲凝聚文化共识，让价值认同转化为治理合力，激发基层善治的深层内生动力。

数字转型赋能，打造智慧治理“新引擎”。面对服务半径受限、资源调度分散、响应效率欠佳等治理痛点，数字技术凭借打通信息壁垒、优化流程链路等重要优势，成为破解难题的重要抓手。具体而言，数字化转型需从以下方面着手。其一，强化基础平台建设。通过省级政务云平台整合公安、民政、住建等部门数据，打破部门间的数据壁垒，实现基础信息“一次采集、多方复用”，基层治理信息实时共享、动态更新。其二，拓展应用场景。积极开发“掌上议事厅”“线上调解室”等创新功能模块，线上开展议事协商、调解各类纠纷矛盾，提高群众参与社区事务的便利性，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和公众满意度。其三，充分考虑技术的普惠性。针对不同年龄段和不同技能水平的用户，尤其是老年人及其他特定群体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要保留线下服务途径，借助“线上+线下”的融合模式，确保公共服务全面覆盖各类用户群体。

促进城乡融合，绘就共进共荣“新图景”。从价值维度看，缩小城乡治理差距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生动实践，更是让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的必然要求。城乡不是割裂的治理单元，要积极打破城乡二元壁垒，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实现治理效能与民生福祉的同步提升。新征程上，深化城乡融合需从协同与流动两端发力。一方面，整合城乡公共服务资源。通过加强党组织联建机制，促进优质资源实现共享与互通，让乡村群众享受与城市居民同质的文化、体育、教育、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提升生活品质。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城市服务下乡与农产品进城”双向联动机制。通过党建结对的方式，引导城市的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有效下沉乡村，助力乡村经济的发展与转型升级。同时，依托现代电商平台，拓宽乡村产品的上行通道，让农产品更加顺畅地进入城市市场，增加农民收入，提升乡村经济活力。要素的有序流动可促进城乡经济的互补与融合，为乡村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实现城乡共同繁荣，这也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举措。

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新征程上，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现代化，是破解“最后一公里”治理难题的重要抓手。基层共建共治共享的实践逻辑，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共同富裕的要求高度契合，既是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重要举措，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更是以“中国之治”回答“世界之问”的重要实践。

（作者单位：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