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是文学的根系，真诚是创作的力量。马金莲的创作始终扎根西海固的土地与人心，以《长河》《马兰花开》等描摹乡土肌理，用《亲爱的人们》《我听见千山万水》等书写乡村巨变，将本土文化与时代变迁熔铸笔端。
多年来，马金莲坚守 “生活是创作唯一源泉”，于苦难叙事中传递温暖，在日常细节里挖掘人性光辉，文字兼具西部大地的厚重与对城乡融合、人性本质的深刻思考，是新时代西部乡土文学的鲜明标识。本次访谈循着马金莲的创作轨迹，探寻西海固文化对其文学底色的塑造，解码创作突破与理念坚守，探讨西部乡土文学的传承与创新，感受文学与土地、时代的深刻联结。
初心与根基：西海固的文学滋养
记者：西海固的本土文化与生活肌理，如何为您“以真实为底色”的创作筑牢根基？
马金莲：这得感谢我最初也就是刚开始学习写作的那一时段，固原民族师范春花文学社的影响和老师们的引导，后来回过头去想，我越来越觉得春花文学社对我的写作帮助很大，可以说那几年奠定了我写作的方向，不仅仅是一开始的方向，还有后来这二十几年的，甚至还可能包括以后的写作方向。
如今想来，何其有幸，我的文学之路能从那里开始。我遇到了几位最好的文学老师，遇到了很好的文化氛围，那真的是一条很纯正的文学道路，这让我没有走过弯路，一开始就踏上了纯文学的路子。记得我第一次给文学社投稿，写的是一个小小说，素材来自我熟悉的生活，对于一个中师生来说，那样的题材有些沉重，一点都不洋气，反而土巴巴的。幸运的是，文学社接受了我的“土”，这篇作品获得征文一等奖，这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我得到了认可，我在当时对文学还没有什么认识的朦胧状态下明白了一点，即写熟悉的生活和熟悉的人物、表达真实情感，这就是文学，至少，是被文学认可的。所以，这么多年的写作一直都围绕现实生活进行。从最初的《掌灯猴》《碎媳妇》到后来的《长河》《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再到最近的《亲爱的人们》和《我听见千山万水》都是如此。
曾经我对生活的认识还停留于表面，随着阅读和写作，我一点一点地发现这片土地的可贵，感受到了生活在这里的乡亲们身上的可贵精神，我深深地感恩这片土地。早期我一直在乡村生活，后来逐步扩大了脚步范围，但我一直努力把自己埋入最火热的生活当中，因为我深深明白生活对于写作的重要。以前的写作更多的是在写经验，写所见所闻所感，现在我开始加强对本土人文风俗历史等方面的学习，后面会逐渐融化进作品里。可以说，是西海固的生活成全了我的写作，所以，感恩这片厚土，感恩这热腾腾的烟火人间。
记者：六盘山的自然与人文意象，在不同创作阶段的作品中有着怎样的精神表达与内涵演变？
马金莲：写作是一直在变化的，这变化既有技能技巧，也有题材内容。之所以变化，原因挺复杂的，有外在的，也有内心的需求。没有一成不变一直在原地踏步的写作，因为生活是变的，时代的脚步一刻也不会停歇，同时刊物、出版社、读者对文学作品的需求，也是不断往前推进的。
随着阅读量的增加、写作量的累积，个人对生活的感受、对生命的认知等的变迁，我的创作其实是一直变化的，很多时候我不满意，对自己过去的写作，甚至对当下的写作，都不满意，我能看到自己的不足，却又一时一刻无法改变，无法进步，这大概是艺术道路上常有的状态，挣扎、徘徊、犹豫、苦恼、痛苦，在这煎熬和考验当中，依旧一步一步往前走着，所以，写作有时候确实挺苦的。
但是，凭着对艺术本身的喜欢，也是多年来培养出的艺术感觉，让我在挣扎中不完全迷路，在迷茫中不十分痛苦。时代在变，西海固的生活也在变，事实上西海固一刻也不曾落伍大时代，作为写作者，文学的视野不能封闭，文学的敏感不敢缺席，我一直要求自己紧跟时代的脚步，勇敢地去面对当下，捕捉、抓取、感受、内化，一个个生活的场景被我的镜头抓取，这个时代的酸甜苦辣被我的情感滋养和转化，最终变成了一篇篇小说。
长篇《亲爱的人们》动笔之前，我整整采访了四年，一边干着本职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一边见缝插针地和时间争抢，跑遍了西海固的无数山村，跑遍了移民安置区诸如惠农区、平罗县、贺兰县、闽宁镇、大战场、狼皮子梁、红寺堡区……还有部分县内移民安置村和小区。在这个过程里，我感觉血是热的，情感是滚烫的，我分明能感觉到自己踩在生活的脉搏上，和时代一起跳动，这样的奔忙和付出虽然辛苦，但是值得，是充满着期待的奋斗。
记者：西海固文学群体的创作氛围，如何影响个人创作风格的形成与坚守？
马金莲：西海固文学从20世纪80年代发端，走到今天，一大批作家前赴后继地加入进来，形成了蔚为壮观的西海固作家群，这个群体里有不同代际的个体，近两年“00后”的年轻人也不断冒了出来，为什么西海固文学会持续往前走，呈现出一直向上的势态，为什么西海固作家群体不断代，能够有序地旺盛地发展？这和全国的文学生态有关系，和宁夏的文学生态有关系，更和西海固本土良好的文学生态密切相关。
纵观西海固文学整个的发展史，再和西海固的作家个体深度接触，你会很有感触，不知不觉地收获很多感动，因为你感受到的是西海固作家群体之间紧密团结、报团取暖、无私帮带的温暖，在西海固作家群中，文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是共同的事，是这片土地上的事，老一辈作家毫无保留地带下一代，报刊的编辑默默地长期坚守着发表的阵地，名家帮助新人，有条件的助推困难者，这样的事情随处可遇。
记得2024年马骏凭借《青白石阶》获得骏马奖后，我在微信朋友圈转发关于他的报道，有位南方的媒体朋友看到后，羡慕地跟我说，马老师，真喜欢你们西海固的文学氛围，我感觉马骏获奖，你们每个人都很高兴，大家就跟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一样！他的话提醒了我，回想自己这些年在文学道路上受到的那么多帮助，进入文联做刊物编辑以来收到的那么多作者，我才发现自己一直身处幸福的氛围里，一路受到各种帮助扶持和关注，这些点点滴滴促使我有勇气继续往前走，一直走到了今天。
在几次活动上，我都被一个看似平常的画面所打动。本土作家赵玲双目失明、行动不便，但是只要他出现，身边永远有人搀扶，不是他的家人，而是本土作家们。赵玲从人生得意到跌入低谷，失明、破产、离婚，在一系列打击之下他几乎垮了，陪伴他走出来的是文学。如今他开着按摩店，自己写诗，老婆也被他培养成了诗人。西海固作家群的故事很多，每个人都有在文学路上坚守的故事。
西海固文学一直有着良好的传承，可以说年轻的作家是在阅读老一辈并继承老一辈的基础上开始成长的。在这样的文学氛围当中，一代代西海固本土作家的创作有着良好的传承，作品有着这片土地的品质，有着朴实、厚重的共性，当然，具体到每个个体，也有各自的特点。
代表作与突破：创作实践的演进
记者：从《长河》的家族叙事到《亲爱的人们》的乡村巨变书写，题材视野拓展的背后，是怎样的创作认知与时代观察？
马金莲：《长河》算是我早期的作品了，从2000年开始写作，到2013年《长河》面世，是我创作的前期阶段。那一时期的创作基本上是经验式创作，题材内容大多数以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主，像《碎媳妇》就是我生了女儿后的感受，《父亲的雪》故事内核来自我的外祖母的人生故事，《坚硬的月光》《发芽》等有着扇子湾生活的印记，《长河》也一样，故事和人物都来自我小时候在村庄里目睹过的生死故事。还有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马兰花开》。经验式写作的优势是感受真实、情感真挚，有着作家个体私人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的独一性和独特性。不足之处是，个人生活经验是有限的，这样的写作资源，像矿品一样，不可再生。
2013年，我感到了危机，也发现自己的写作到了瓶颈期，怎么突破，如何提高，成为一道难题摆在眼前。于是我去了鲁迅文学院进修。这次进修对我帮助很大，让我对创作有了更高的层面和更宽视野的认知。这之后我开始进行有意识的自觉性更高的创作，一点点突破原来的束缚，走出已经习惯了的舒适区，向着陌生的方向努力。
改变或者说进步，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需要付出无数心血，我加强了阅读，每天像老牛一样勤恳地笨拙地下着苦功夫，重新思考题材内容，克服以前的粗放式写作，向着精细化方向尝试，写了诸如《1987年的浆水和酸菜》《旁观者》《孤独树》等作品。2015年，我开始关注移民搬迁，围绕这一民生项目断断续续进行了几年采访，本来采访的时候想写点中短篇，随着跑的地方越来越多，接触的乡亲们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感觉中短篇的体量装不下这样大的题材，应该用长篇小说来承载。
由此我开始构思长篇。这就是《亲爱的人们》的起源。这部书从采访跟进到后来写完修改和出版，走过了十年。这一漫长的过程里，我完成了一种成长，即从经验式写作，完全过渡到了更宽泛的境地，所以我很喜欢《亲爱的人们》这部作品，对它有着深厚感情，感觉它已经不是一部作品，而是我的一个孩子，一个家人，我们骨肉相连，血浓于水。
记者：您笔下乡土女性形象的持续蜕变，如何映照出乡土社会的时代变迁与人性成长？
马金莲：我笔下出现的很多女性，都是西海固这片土地上的我所熟悉的女性，对于她们的观察和认识，其实早在人生之初就已经开始，祖母、外祖母、母亲、姑姑、姐姐等这些在日常生活里朝夕相处的女性，给了我对女性最初的美好认识。拿起笔开始写作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以她们为写作对象。早期我对女性的书写更多停留在童年时代的感受，她们作为西海固乡村最普通的女性，她们身上有着西海固女性普遍具备的美好品质，我真诚地感恩和赞美这些品德。
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在文学上的成长，我对于女性的认识也在变化，反映在作品里也就有着相应的表现。这一过程其实也是我对生活、对时代、对社会的变迁变化的感受和认知。如果说，最初的爱憎是单纯的黑白分明的，随着成长，我对于人性的认知也在变化，投射在作品当中，就是对世道人心和人性的更深的理解，和更宽容的理解和包容。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必须经历的过程，也是成长的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