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治理是我国国家治理的“神经末梢”，关乎党在基层的执政根基，也是当前国家治理的薄弱环节。随着数字中国战略的深入推进，以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智技术，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与深度融入乡村社会，给乡村治理带来深刻变革。推动乡村治理数智化转型，不仅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技术路径，更是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夯实国家治理基层基础的战略选择。新时代新征程，要充分发挥数智技术对乡村治理的赋能作用，着力提升乡村治理数字化水平，更好促进乡村善治，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从概念层面看，“数智化”是数字化与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治理形态，是指在广泛数字化基础上引入算法模型和智能决策机制，推动治理方式由信息化向智能化跃升的系统性过程。其本质并非单一技术工具的叠加应用，而是一种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算法分析为核心驱动、以智能决策和反馈优化为目标导向的现代运行逻辑，旨在建立“数据采集—分析研判—决策执行—动态反馈”的闭环治理机制。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语境中，数智化体现的是技术进步与治理理念、治理结构深度融合的时代要求。
长期以来，受制于地域分散、人口流动频繁、治理资源有限等因素，传统乡村治理方式在信息获取、精准决策和风险防控方面面临诸多挑战。数智技术驱动乡村治理转型，其内在机理主要体现在权力逻辑、资源逻辑和技术逻辑三个维度的深刻变革上，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力。从权力逻辑看，数智技术通过其集聚性与穿透性，强化了基础性权力的基层渗透与精准落地。传统的乡村治理常面临“条块分割”与政策传导衰减的困境，而数字平台构建的“县—乡（镇）—村”三级联动体系，能够实现治理指令的扁平化传达与执行过程的可视化监管。从资源逻辑看，数智技术依托其脱域性与链接性，实现了分散治理资源的高效整合与优化配置。通过构建一体化数字平台，能够将党建、政务、农业、民生等领域的数据资源、行政资源与社会资源进行系统整合，打破部门壁垒和信息孤岛。从技术逻辑看，数智技术凭借其精准性与智能性，推动治理空间情境的明晰化与治理决策的科学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技术的应用，使乡村治理能够实现对人、地、事、物的精准感知与动态管控。
乡村治理数智化在快速发展的同时，亦面临认知、技术、要素与制度等多重现实约束，亟待突破。首要的是认知理念的偏差与滞后。部分地方将数智治理简单视为“技术命题”，热衷于硬件投入与平台建设，却忽视了与乡村社会特性、既有治理机制的有机融合，导致出现“数字形式主义”与“数字废墟化”现象，技术应用与治理实效“两张皮”。深层制约是要素保障的短缺与失衡。许多乡村地区面临持续运维资金不足的压力；既懂数智技术又熟悉乡村事务的复合型人才极度匮乏；数据采集、共享、标准不统一，导致“数据孤岛”仍存。这些要素短板严重制约了数智治理的可持续发展。关键风险是制度规范的缺失与滞后。当前，数据权属、安全管理、隐私保护、平台运营权责等方面的法规与标准尚不健全。制度供给的不足使数据共享存在顾虑，平台运营责任模糊，潜在的技术与数据安全风险增加，影响了数智治理体系的稳健运行。
面向未来，以数智赋能乡村治理需要坚持系统思维，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的政策支持体系，确保数智化转型行稳致远。一是坚持党建引领与顶层设计相结合，把准发展方向。必须强化党组织在数智乡村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统筹规划。顶层设计需紧密结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与地方实际，明确技术路线、阶段目标与责任分工，确保数智治理建设始终服务于乡村全面振兴大局。二是推动技术应用与制度创新相同步，夯实治理根基。在引入新技术的同时，必须配套进行组织流程优化与制度规则创新。应加快数据立法，明确数据产权、流通与安全规则，建立跨部门数据共享协调机制，完善数字平台的运营、监管与评价制度，以制度创新保障技术创新的治理效能。三是促进设施提升与人才培育相并重，强化基础支撑。在持续升级网络、算力等新型基础设施的同时，必须将人才队伍建设置于同等重要位置。实施针对县乡干部、村干部、普通村民的分层分类数字素养培训计划，并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培育本土化数字服务队伍，破解人才瓶颈。四是注重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协同，激发多元活力。构建“党政主导、市场运作、社会协同、村民参与”的共建共治格局。政府应侧重于规划、标准制定与监管，鼓励企业、高校、社会组织提供技术、服务与智力支持。最关键的是通过机制设计保障村民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使数智治理真正拥有深厚的民意基础。
数智赋能乡村治理既是一场深刻的技术革命，更是一场关乎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社会变革。其成功的关键，在于让技术逻辑适配乡村逻辑，让数字活力融入乡土社会。唯有坚持人本导向、问题导向与效能导向，推动技术应用、制度创新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方能构建起适应数智时代要求的智慧、包容、高效的现代乡村治理新格局，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持久而强大的数智动能。
（作者单位：通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本文系吉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数智时代吉林省边疆民族地区社会治理的转型机理与实践进路研究”〈JJKH20260315SK〉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