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洞沟是一张文化名片，已经走出国门，走向世界。它的重要意义是为我们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生的人群的交流、迁徙、融合，以及人类对特定环境变化的适应。而这些发展变化最后都融入了我们的文化，融入了我们的血液之中。”8月11日，在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特聘研究员、亚洲旧石器考古联合会荣誉主席高星表示，“水洞沟发现100周年，应该说是学术界，尤其是考古界的一件大事儿。因为从遗址的发现、发掘到研究，能够经过100年，而且不断出台成果，能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高度关注，这是一件不容易的 事。”

发现用火痕迹，水洞沟人规模较大

“水洞沟是一个不断带给我们惊喜的地方！”20余年不间断发掘，也不断取得重要发现，无论是多种类型、技术独特的石制品，还是动物化石，都让高星和团队欣喜不已。

“当时在第二地点看到有一处剖面，土被烧红，像砖一样，我们知道那是人类集中用火的地方，能够留下砖红土，说明用火的时间非常长。”2002年，高星在水洞沟第二地点进行考古发掘的时候，惊奇地发现了古水洞沟人用火的痕迹。

“当时做过标记，但再来发掘的时候，带给我们的却是极大的遗憾。”2003年，高星来到水洞沟遗址时，当时的剖面很大一部分已经坍塌，非常重要的一些遗物遗迹已经消失。

虽然继续发掘这个地层的时候，又找到一些用火的遗迹，有灰坑，有一些烧得发红发黑的土，但再没找到那种厚的、烧成砖红壤这样的遗迹，这让高星和团队成员意识到水洞沟遗址发掘的紧迫性。

“因为有火，他们要在这过夜，也可能在这过冬，所以它就不是一个临时狩猎、采集或者制作石器的场所，而是一个生存的大本营。”因为有大量火塘，说明当时这里的人群规模比较大，而且大量用火，连续在这里生产生活。”每每说到这些，高星都难掩兴奋之情，“我们找到了核心的遗址区。”

现代烹饪技术 “石煮法”， 水洞沟人早在用

在对古水洞沟人用火的不断研究和分析期间，高星还发现了一些独特的现象。有些石头是被火烧过，但火烧是为了改变石头的质地，从而更好地制作工具。高星表示，“当时的水洞沟人非常聪明，就像我们现在用火来炼钢、煅烧，包括给陶瓷定型的技术，都源于这种用火处理石头的方法。”

在水洞沟第12地点，高星有更惊喜的发现。有些石头烧过以后，放在水里，然后把水烧开，将水里的食物煮熟。“这种被我们称作‘石煮法’，是一种很现代的烹饪技术，让我们感到很大的惊喜。”

发现大量装饰品， 水洞沟人很爱美

另外一个惊喜来自高星多次讲过的鸵鸟蛋皮串珠装饰品。刚开始调查的时候，偶尔在剖面下面捡到圆圆的像纽扣一样的东西，中间有孔。刚开始觉得很惊讶，后来在第二地点一次发现了数十枚。在显微镜下观察后，才发现它们竟是用鸵鸟蛋皮制作的，而且上面有钻孔，有磨圆，甚至还被火烧过、染过色。经过反复研究发现，这是当时人有意利用鸵鸟蛋皮来加工制作的装饰品。“‘爱美的水洞沟人’就是由此而来的。”

高星推测，大量装饰品的出现，很可能是古人到这个地方生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有鸵鸟在生活。这不仅是当时人对美的追求，也可能是对族群身份的认同。而且，制作这种串珠，很可能已形成了一种手工业的“产业链”，也可能是与其他族群进行交换和贸易，来获得一些生存的资源。

百年发掘研究，还有诸多问题悬而未决

水洞沟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已经走过整整百年的历程。在水洞沟工作20多年的高星，研究了古人群在遗址生产生活的时代框架，不同地点的文化特点、文化序列及其多样性与变异性，同时探讨文化转型的成因与机制。但长期以来，对于水洞沟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文化存在的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遗址不同地点都属于同一个时代、同一个文化体系吗？古人类在该遗址生存的确凿时代是什么（以前的少量测年数据散布在距今3万多年到1万多年的区间）？遗址出土的石叶制品和小石片制品是何关系，是同一套文化组合还是分属不同时期、不同的技术体系？该遗址的石叶技术体系是何来龙去脉？当时人类面临怎样的生存环境？

古水洞沟人生存生活的阶段，刚好处于末次冰期时期，那时候地球比较寒冷，海平面比现在下降150多米，很多地方都因为寒冷和缺水导致动植物资源发生变化。而那时候的水洞沟，却是一个得天独厚、人杰地灵的地方。

“环境对古人类的影响特别大，这个地方之所以留下这么多的文化遗产，与特定时期有非常好的自然条件密切相关。”高星说。通过地质考察和考古调查发现，这里自古就有黄河带来的湿地环境，有很多的古湖、古河道，以及丰茂的动植物资源。4万多年前，从北方、西方有人群迁徙而来，利用这里优越的自然条件，狩猎采集、生儿育女、繁衍生息。

但是随着资源不断变化，到大约2万年前的时候，这个地方的人群基本消失了，为什么？或许是到了末次冰期最冷时期，这里也不具备生存条件，人类只好迁移到更南的地方，或者条件更加优越的地方去了。

“可以肯定的是，水洞沟遗址位于黄河边上，是远古人类的家园，是我们的遗产地。随着文化不断地演进，变成了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是中华文明的根脉。”高星表示，“正因为这里具有很强的稀缺性、独特性，在世界上也很有知名度和影响力。所以，这里既是科研的圣地、考古的圣地，也是文旅资源开发的一块宝地。”

正如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所长刘俊所言：“水洞沟遗址作为我国最早发现和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其百年的光辉历程，充满了探索、发现与智慧的火花，在解决现代人起源与扩散、人类对气候变化的生存适应，以及东西方远古文化交流等重大问题上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揭开了中国古人类和旧石器考古学研究的序幕。”

“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新的发掘与研究，需要从源头上厘清遗址的精细地层和精确时代，需要对出土材料以现代科学理念和方法做整理、分析和阐释。”■本报记者   张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