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学术生涯大部分是在水洞沟度过的，我的头发也是在这儿变白的。”8月12日，参加完水洞沟遗址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议，高星回到水洞沟时，和景区工作人员热情地握手、寒暄、合影。

“我在水洞沟遗址工作了20多年，算是老资格了。”从2002年开始，连续20年不间断地在水洞沟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高星早已把自己当成水洞沟的一名工作人员了。

在他心中，水洞沟遗址是一个多元素、多维度的文旅资源和考古研究圣地，4万多年前人类在这个地方生存、演化并且留下遗物和遗迹，构成了中华远古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带领我的学生，还有国内很多同行都在这里挥洒过汗水，流下过心血，这里既有学术的收获，也有情感的收获。”和严肃的学术交流不同，说到与水洞沟的渊源时，高星脸上堆满了笑容。在水洞沟考古发掘的20余年中，高星所带的团队中，至少有两对学生在这儿相遇、结缘，结成夫妻。“看到孩子们在这里成长，在工作中相识相爱，而且还在业务上共同进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收获。”

“水洞沟遗址是我学术生涯的重要殿堂，也是我情感的所在地。就是这处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我们获得了很多学术上的收获，发现了很多材料，也发表了大量论文著述。”

一个世纪以来，水洞沟遗址共进行了6次大规模发掘。1963年开始，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裴文中先生带领科研队伍赴水洞沟，持续开展了多轮发掘。2000年，高星从美国留学回来，在旧石器领域深耕。2002年—2022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考古队，在水洞沟遗址及周边地区开展系统的考古调查，高星带领团队，开始了对遗址核心地点持续20年的新一轮发掘与研究，主动发掘工作依次在第2、7、8、9、12、1地点进行，期间还承担了为配合基建项目而对第3、4、5地点的清理发掘。这些发掘与对相关的样品测试、出土材料分析，使研究者对于该遗址的分布、形成过程、地层序列与文化时代，古人类的技术特点、演变和生存适应行为模式等诸多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对诸多问题有了明确的答案，获得前所未有的资料、数据和成果，水洞沟这片土地上的古老秘密被渐渐揭示。

同时，水洞沟也是高星培养学生最主要的野外课堂。“水洞沟遗址是科研的基地，也是人才培养的基地。”他不仅在水洞沟延续田野课堂，每年继续招募、培训新的一代旧石器学子，还在2021年承担起国家文物局旧石器时代考古高级研修班的培训任务，作为班主任组织了从授课、培训到发掘、整理的全部工作。“我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在这个遗址实习成长起来的，现在他们很多都变成大学教授和研究员，成为学术带头人。”高星表示，相信这种科学的作用，人才培养的作用，日后还会不断地发扬光大。

本报记者 张雪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