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李娜

“本来我一点都不想调解，已经准备好打‘持久战’了，但庭审过程中突然想起牛哥的话，幡然醒悟。”4月25日，结束仲裁庭调解的马某对银川市西夏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首席仲裁员牛卫东连声感谢。

2023年5月，马某与被告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从事光伏设备安装工作。同年10月，马某在安装光伏电缆桥架时从6米高处摔落受伤。2024年1月，经银川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认定，马某为工伤。银川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认定马某停工留薪期为3个月，工伤伤残等级鉴定为9级。其间，马某多次就医治疗。2024年1月13日，双方解除劳动关系。

此后，马某反复与公司项目部协商赔偿事宜，但双方在金额上产生分歧，协商陷入僵局。

“公司又不差钱，我受的这伤就得赔13万元。”

“小马，你才21岁，眼下看病才是最重要的事，公司积极解决问题且愿意赔偿11万元，对你来说是好事，拖延反而没啥好处。”牛卫东希望马某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因为方便快捷，可以顺利拿到赔偿尽快治疗，然而马某坚持要开庭。

人民调解15天没有成功，立案后，被告公司因不想涉诉也想调解，在马某住院期间便多支付了几千元治疗费，马某依然无动于衷。

牛卫东给马某打了几十通电话，一再劝说他不要因为赌气错过解决纠纷的时机。

最终，经过耐心的调解使双方建立了互信和协商解决纠纷的基础。开庭当天，庭审进行到一半时，看到诚意满满的被告公司，马某放下了怨恨，主动提出愿意调解。

“很多时候，调解与判决只隔着‘最后一劝’的距离。在尊重双方诉求的基础上，多向当事人走一步，往往就能既解开法结又解开心结，我觉得仲裁员既是定分止争的尺，又是守护烟火的墙。”牛卫东说，“最后一劝”让很多劳动争议尤其是工伤赔偿纠纷得以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