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款人去世后，继承人支取存款时被银行要求提供继承权证明书，双方为此对簿公堂。山东省济南市钢城区一起储蓄存款合同纠纷，清晰界定了储蓄合同效力与继承权益的法律边界，为同类案件处理提供了参考。

案件回放：

2017年1月，张某贞在莱商银行汇隆支行（下称案涉银行）办理了一笔一年期整存整取储蓄存款，金额79500元。这起普通的储蓄行为，因半年后张某贞患病去世戛然而止，存款尚未到期。

张某贞的继承人情况：妻子段某莲、女儿张某美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儿子张某成已因交通事故先于张某贞去世，留下其女张某楠（即张某贞的孙女）依法享有代位继承权。2017年8月3日，段某莲、张某美、张某楠三人以合法继承人身份，向济南市钢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银行支付存款本金79500元及相应利息。

面对诉求，案涉银行提出抗辩：依据国务院《储蓄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107号）规定，存款人死亡后，合法继承人需向储蓄机构所在地公证处（或未设公证处的市、县法院）申请办理继承权证明书，储蓄机构凭此办理支付手续。因原告未提供该证明书，银行暂无法支付存款。

“合法继承却拿不到存款”，双方的争议焦点直指核心：银行能否仅以“无继承权证明书”为由，拒绝向合法继承人支付存款？

法院审理时，围绕“储蓄合同效力”与“继承权益合法性”两大核心，结合相关法律条文展开剖析，最终作出公正判定。

法院认为，张某贞将79500元存入莱商银行汇隆支行，银行开具存单，双方已形成合法有效的储蓄存款合同关系。该合同属于纯财产性质合同，核心是银行保障储户资金安全、按约定支付本息，储户履行存款义务。即便存款人张某贞去世，合同的财产性权利（即支取存款本息的债权）并不随之消灭，而应由其继承人继承——这是维护市场交易秩序与储户信任的基础，若银行可随意以“无证明”为由拒付，将动摇储蓄体系的公信力。

以案说法：

法官对本案的判决，涉及合同效力与继承权益的双重考量，平衡了银行取款操作风险与继承人权益。

我国原合同法（现民法典合同编前身）第八条明确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护。”

继承法（现民法典继承编前身）为继承人权益提供了明确依据：第五条规定，继承开始后，无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的，按法定继承办理；第十条明确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第十一条指出，被继承人子女先于被继承人死亡的，由该子女的晚辈直系血亲代位继承。

本案中，张某贞生前未立遗嘱或遗赠扶养协议，遗产应按法定继承处理：妻子段某莲、女儿张某美为第一顺序继承人；儿子张某成先逝，其女张某楠依法代位继承张某成应得的遗产份额。三人的继承人身份合法、明确，享有继承涉案存款的权利。

法院指出，莱商银行汇隆支行援引的《储蓄管理条例》，初衷是为了核实继承人身份、防范冒领风险，属于银行操作层面的规范。但该条例不能对抗合同法、继承法确立的基本法律原则——当 “操作规范”与“当事人合法权益”冲突时，需优先保障后者。

银行要求提供继承权证明书，本质是为了确认继承人身份的真实性；而本案中，原告已通过诉讼程序举证证明自身合法继承人身份（如亲属关系证明、死亡证明等），法院的审理过程已完成对继承人身份的核查。此时，银行再以 “未提供继承权证明书” 为由拒付，既无必要，也剥夺了继承人的合法财产权。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莱商银行汇隆支行向段某莲、张某美、张某楠支付存款本金 79500 元及相应利息。

这起案件的判决意义在于：明确了“存款人死亡后，其储蓄合同债权可由合法继承人继承”，银行不能仅以“无继承权证明书”为由拒绝支付；同时也提醒银行，在防范风险的同时，应通过更灵活的方式核实继承人身份（如接受法院生效文书作为依据），不得过度加重继承人的支取负担，实现风险防范与 “便民” 的平衡。

据《山东法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