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如何更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文化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其中，推进中国声音更好地向世界传播，翻译工作是重要一环。因此，要多措并举，着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翻译传播效能，凝聚起语言的力量，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焕发出时代光彩。
丰富多元传播主体。传统的文化对外传播方式，大多以专业机构为主导，以国内出版社和国内相关学者、译者为主要传播主体。这种模式使得传播内容可能会受到传播主体的母语习惯、文化特征等方面因素的影响，从而容易忽视受众在语言表达习惯、价值观念等方面的特征，进而可能对传播效果产生负面影响。新媒体时代，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得中外出版社和中外译者的合作更为便捷，借助大数据平台，跨时空协作得以实现。如此，所传播的内容既能贴近目的语读者的语言特征和文化背景，也能更好地体现源语的思想文化内涵。新媒体时代，普通民众可以作为传播主体参与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推介和传播中来。这类传播主体可以有效补充以官方机构为主导的文化对外翻译工作，进而促进不同国家间普通民众的文化交流。
优化多领域传播内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进行对外翻译传播时，可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对受众的传播特点进行收集、整理与分析，如年龄、语言表达习惯、阅读兴趣等，在此基础上，对传播内容进行分众化表达与阐释。比如，对于相对专业的受众，可以深入介绍著作的文化背景及内涵，对于普通民众或相对低龄的读者，则宜采用更简练、浅显的词汇，并辅以动画、视频等非语言媒介来介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另外，还可充分利用各种数据库，深入了解其他国家在文化对外翻译传播方面的优秀案例，借助大数据分析传播技术并进行学习借鉴，将这些宝贵经验应用到我国对外翻译传播之中，从而更有效地服务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翻译传播事业。
构建多维度传播方式。传统的对外翻译传播方式以纸质图书出版为主，这种方式存在整体出版量有限、使用不便、受众群体较小、传播效果难以即时反馈等问题。而新媒体平台以及相关技术的应用可以弥补这些不足。网站、微信公众号、微博、手机客户端、电子书、视频书、VR、AR等新媒体平台与技术都可以充分利用。除了国内的各种新媒体平台，还可以与海外国家或城市加强合作，在当地知名的地标性建筑、社交平台等渠道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内容可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动画等多模态形式，在互联网平台中直观地呈现给受众。新媒体平台的即时交互性能将受众的反馈及时传递给传播主体，从而促进内容的持续优化；受众在接收信息的同时也可以转变为传播主体，将自己欣赏并愿意分享的内容推介给更多人，进而大幅度地提高信息传播的范围，让更多人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国内+海外”“线上+线下”的多维度传播方式，不仅有助于实现“文化走出去”，更有助于促进“文化走进去”。
完善传播效果评估。作为受众的目的语读者、听众、观众，他们对于传播内容的接收、理解、情感、态度及反馈行为决定了传播效果。传统的纸质图书出版多以图书销量、读者评论、图书馆藏量等来衡量传播效果。而获取这些信息，则需要通过实地考察、发放调查问卷等方式，通常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新媒体时代，信息技术在获取这些反馈信息方面能发挥高效作用。例如，利用Python进行数据挖掘，可以获取读者评价中的高频词并开展情感分析，借此深入了解读者对传播内容的心理倾向、情感评价等。利用统计软件获取更具说服力的数据，也能进一步助推传播内容的优化。此外，还可以通过建立语料库来对文本进行分析，了解不同语言在词汇密度、高频词、关键词及使用频率等方面的特征，以此促进传播效果的提升。
培养国际化复合型对外翻译人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翻译传播责任重大、意义深远，这为对外翻译人才的培养带来机遇与挑战。传统的翻译人才培养更侧重语言能力和翻译策略的提升，而当今社会的对外翻译传播不仅需要翻译者具有扎实的语言功底，还需要他们掌握国际社会发展趋势、国际传播特征、不同行业传播需求以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价值观念和接受态度等。同时，坚守中华文化立场、通晓我国文化知识，更是不可或缺。因此，新时代的对外翻译人才培养要在传统翻译学的基础上，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体系，如国际关系学、传播学等，并辅以心理学、统计学等研究方法的传授。这种跨学科的培养模式，能赋予对外翻译人才“语言+文化意识+专业技能”的综合优势，有助于培养出有坚定的文化自信、广阔的国际视野、扎实的专业本领，并通晓国际传播规则、能够参与国际治理的复合型对外翻译人才。
近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引了诸多目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翻译传播对于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我们要着力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翻译传播效能，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
（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珠江学院人文学院；本文系2023年度天津市教委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西方戏剧天津改编研究”（2023JWZD68）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