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更是对使用者生活世界的观照。就像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言“我的语言的界限意谓我的世界的界限”，点明了“语言—世界”的哲学关联。近年兴起的汉语哲学，并非仅限于汉语言翻译或阐释的哲学，更立足汉语世界思想资源本真，同时开放借鉴外来思想。乡村作为汉语思想传统的重要载体，将汉语哲学运用于文明乡风建设，可为其提供本土化框架。

汉语哲学的兴起，源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难题。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研究受“以西释中”倾向影响，传统思想的完整性难以展现。而“以中释中”又易陷入理论内循环，丧失创新活力。在此背景下，汉语哲学意义重大。一方面，它立足中国话语特殊性，打破西方话语的权威普遍性；另一方面，在“语言—世界”视野下，平等关注不同语言世界的生存形态，推动交流共生，避免中西比较中“格义”造成的表面类比，致力于回归中国思想本来逻辑。

从中西存在论差异可探汉语哲学回归之本。西方哲学从泰勒斯、巴门尼德到柏拉图、康德，形成“存在者—非存在者”二元结构，强调孤立静止的普遍本质；中国传统则以天人合一为核心，认为世界本质（现象）易变，“生生”是天地大德，“阴阳平衡”是生存之道。汉语哲学发展可参考西方哲学逻辑，但绝非西方哲学或科学话语的附庸。突破原有框架、推动汉语哲学创新至关重要，以汉语哲学探索文明乡风建设，正是立足汉语自身特性，尝试突破西方话语束缚的实践。

汉语哲学对文明乡风建设的核心价值。乡村振兴，既要塑形，也要铸魂。文明乡风建设是推动乡村风气与农民精神风貌向好的工程，需融合传统与现代知识，汉语哲学为其提供了重要支撑。其一，汉语哲学贴合农民生活，为知识下乡奠定基础。它将西方话语的不变普遍性置于“他者”位置，拉开心理间距。中国农民遵循传统维持生活、形成身份认同，无须强调语言差异，便能让中国传统占据心理主导，这为汉语哲学适应现代化的知识下乡提供了稳定环境；其二，汉语哲学引导乡风文明回归优秀传统。传统农民“耕读一体”“劳休得当”的生产生活方式，是重要思想资源：农民顺应天时地利，在劳动中生产物质与精神产品，其生存方式契合天人合一与生生思想，避免西方主客二分下“征服自然”的弊端。农民无须梳理“现象—本质”等抽象二分秩序，只需遵循自然现象自调节发展，在贴近自然中保持身心健康、精神富裕，实现互助共享。文明乡风建设必须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汉语哲学从农民日常生活出发，为文明乡风建设找到有效路径。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华北电力大学）